《刑事审判参考》120—128 第120集1.胡伦霞交通肇事案【第1297号】【裁判要旨】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人同样可以构成本罪。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事故责任的划分，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厘清。2.吴小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第1298号】【裁判要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不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之便获知与相对方交易机会的情况下，未向本公司汇报，剥夺本公司交易机会而据为己有，属于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即使该同类营业超出本公司法定经营范围，只要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亦不影响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性质认定。3.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第1299号】【裁判要旨】在合同诈骗案中，应当综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被告人为生产经营所作出的努力、钱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简单地因被告人有欺骗行为直接得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尤其是行为人资产负债问题并不突出，合同相对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损失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4.沈超故意杀人、抢劫案【第1300号】【裁判要旨】犯罪记录封存并非犯罪记录消灭，并不排斥在封存后的刑事诉讼中对已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法律评价。5.蒋伟伟抢劫案【第130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以杀人为目的，在实施杀人行为后，利用被害人已经死亡或者不能反抗的状态拿走被害人财物，实践中通常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并罚。因此，上述两种定性的区分，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动机的不同。对于行为人有无劫财目的，一是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二是要审查被告人供述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客观情况是否具有一致性。6.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盗窃案【第1302号】【裁判要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是与犯罪有经常性或者密切性联系，对犯罪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的财物，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除此之外，在拟没收供犯罪使用的财物时，还应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该财物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相当。7.潘平盗窃案【第1303号】【裁判要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不符合《刑法》关于自动投案的成立条件、不符合自首制度的价值导向，且认定自首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协调，故不能认定为自首。8.刘康等人敲诈勒索案【第1304号】【裁判要旨】“黑中介”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或者编造各种理由，强行终止合同并迫使承租人搬出房屋，拒不退还应退钱款的行为，可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9.林作明寻衅滋事案【第1305号】【裁判要旨】吸毒致幻后持刀拦乘汽车、恐吓驾驶人员的行为，可视情况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如果原判判定数罪，二审经审查，在不改变原判认定事实的前提下认为应定为一罪的，可以在不超过原判决决定执行刑罚的情形下对一罪加重刑罚。10.韩召海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06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司法实践中，“套路贷”通常的表现形式有：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二是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三是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五是软硬兼施“索债”。对于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主要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现非法占有目的，“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套路贷”，一般以诈骗罪论处。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除行为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之外，以其他名目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11.常茂、吴江运输毒品案【第1307号】【裁判要旨】对于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二人以上死刑。12.王道军强迫卖淫案【第1308号】【裁判要旨】多次强迫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卖淫，不构成强迫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强迫卖淫的次数虽不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但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3.胡杨等协助组织卖淫案【第1309号】【裁判要旨】既非出资人，也非主要获利人，仅因受雇佣而担任执行经理，对卖淫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日常管理，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共犯，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14.张海峰组织卖淫、李志强协助组织卖淫、饶有才容留卖淫案【第1310号】【裁判要旨】奸淫幼女后，将幼女送至组织卖淫行为人处进行卖淫活动的，应当以强奸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将自己承包的营业场所提供给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以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15.郭某某介绍卖淫案【第1311号】【裁判要旨】介绍智障人员卖淫一般是按照介绍卖淫罪定罪处罚。但在下列情形下，要以强奸罪定罪处罚：（1）介绍人在介绍卖淫过程中还对智障人员实施了奸淫，此时应以强奸罪对介绍人定罪处罚，其介绍卖淫行为亦构成犯罪的，则以强奸罪和介绍卖淫罪数罪并罚。（2）嫖客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且介绍人也明知所介绍的人员属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智障人员的。16.阳怀容留卖淫案【第1312号】【裁判要旨】卖淫嫖娼属于对向性行为，只要双方达成卖淫嫖娼的合意并基于该故意着手实施的，就可以认定卖淫，而容留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容留卖淫，即容留卖淫罪是行为犯，卖淫嫖娼的行为是否完成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17.佟茂华、牛玉杰私分国有资产，佟茂华挪用公款、受贿案【第1313号】【裁判要旨】在企业改制期间隐匿国有资产，转为国家参股、众多经营管理和职工持股的改制后企业的行为，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使用单位定期银行存单质押，贷款供他人使用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对认定以借款为名受贿行为时，不能仅看是否具有书面借款手续，还应根据借款事由、款项去向、双方关系以及是否有经济往来、出借方是否要求借方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私、借款后有无归还意思表示及行为、有无归还能力、未归还的原因等综合判断。121集1.支玖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第1314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因对人员、车辆进入小区需要核实、登记并办理证件不满而驾车冲撞不特定多人的行为，不应被评价为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而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且疫情防控期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犯罪的，应予从重处罚。2.方永胜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5号】裁判要旨：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区分，应当注意从以下几点入手：（1）考察交易是否实际完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客观上确实发生了交易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货物买卖关系，只是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标准；诈骗罪中行为人的目的在于直接占有对方财物，并没有真实的交易意图。（2）判断实际交付的财物与对方所支付财物价值差距是否较大。诈骗罪中也有行为人实际或者部分交付财物的情形，但可能是以交付少量财物骗取对方信任后进而诈骗更多财物或者交付的财物与真实产品质量或规格相去甚远甚至毫无关联，在成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或价值不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行为人交付的产品价值通常低于真实、合格产品价值，但也含有一定成本，行为人谋取的是伪劣产品与真实产品的差价，而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款。（3）从二者的侵犯客体进行区分、把握。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市场秩序。“三无产品”并不必然是“伪劣产品”。产品是否合格，有时可以通过外观、生活常识或直接验证使用效果等方式进行判断；对产品是否为“不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3.王丽莉、陈鹏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6号】裁判要旨：市场中有部分N95、KN95口罩执行的是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和检疫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呼吸防护用品标准GB2626—2006，该标准不属于医用标准的范畴。因此，只有医用防护口罩、外科口罩、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才属于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中的“医用器材”。对于N95或者KN95口罩，应针对案件证据情况具体分析，如假冒的N95或者KN95口罩从执行标准方面确属于医用产品的，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反之，如无明确标示或者标注为防尘口罩的，则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4.白升余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第1317号】裁判要旨：销售冒牌口罩的行为同时触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的，应择一重罪处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明知”不仅可以根据被告人明确的供述进行认定，也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推定；而从认识的程度来说，“明知”不仅包括对事实的确知，还应当包括对一种高度可能性的认识。5.上海万晖特工贸有限公司、谢世全非法经营案【第1318号】裁判要旨：利用疫情“哄抬物价”，达到追诉标准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哄抬物价”在实践中的多种行为方式，包括直接提高价格、通过提高运费、搭售商品等变相提高价格、囤积商品、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等。在判断“哄抬物价”行为的罪与非罪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应当考虑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2）应当考虑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3）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6.倪劲锋诈骗案【第131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微信销售口罩实施撒网式诈骗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理由是：（1）电信网络诈骗突破了传统犯罪空间范畴，大多属于跨区域犯罪，地域化特征相对淡化，故不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2）在基准刑及宣告刑的确定上应依法从严。（3）应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7.王郊诈骗案【第1320号】裁判要旨：不宜将凡经电话、网络联络的诈骗犯罪均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于借助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当被害人数量众多时，一般较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而当被害人较少时，则应综合在案因素进行判断：（1）行为人是否向不特定人员发布了虚假信息，包括主动发布以及在别人询问时对众人发布；（2）行为人未发布虚假信息的，是不是向不特定人员实施犯罪；（3）对于行为人利用其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电话、网络实施“精准诈骗”的，需调查核实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以及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8.孙佳英、蒋志诈骗案【第1321号】裁判要旨：对情节严重的涉疫情诈骗未遂行为应当定罪处罚。诈骗未遂存在不同量刑幅度，对于以数额巨大财物为诈骗目的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诈骗未遂，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基本的量刑幅度。对涉疫情的诈骗犯罪处罚应当体现从严。9.应鑫迪诈骗案【第1322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时期发生的涉疫情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快审快结。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疫情实施的犯罪应当从重处罚。10.张正诈骗案【第1323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从快审结案件，凸显及时惩处和预防犯罪的审判效果。在依法从快审理涉疫情刑事案件情况下，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公平正义的审判效果。11.陈岗妨害公务案【第1324号】裁判要旨：凡是针对执行公务人员及其所属设备实施足以干扰和破坏公务活动正常执行的强制力量，都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方法。行为人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造成公务人员精神上的恐惧、心理上的压力或者自由意志的抑制，从而使公务人员处于不敢抗拒的境地而影响公务活动的正常执行，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基层自治组织人员在党委政府统一部署下，协助政府从事疫情防控、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应当视为从事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公务人员。12.黄潮尧妨害公务案【第1325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应当以妨害公务罪从严惩处。13.谢益波、邵颖妨害公务案【第1326号】裁判要旨：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从严惩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准确把握：（1）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性、保障诉权；（2）全面结合犯罪事实与防控需要从严惩处；（3）综合考虑人性化的关怀，确保宽严相济。14.王福兵妨害公务案【第1327号】裁判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袭击对其进行居家隔离劝导的民警，构成妨害公务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15.刘星星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案【第1328号】裁判要旨：判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应当从实质上把握虚假信息对公共生活有序状态的影响程度和普通公众的生活感受，进行综合判定。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1）虚假信息内容是否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2）虚假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否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3）虚假信息直接受众范围是否较为广泛；（4）虚假信息传播是否受控。虚假信息发布之后，即使因为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阻止严重后果发生发展的，也可将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视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标准之一。16.谢庆茂寻衅滋事案【第132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疫情防控人员工作，为发泄个人不满，任意毁损公私财物，造成他人财物损失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7.卢方锁、周凯寻衅滋事案【第1330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为逞强耍横、显示威风、发泄情绪，随意殴打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务人员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8.叶国新赌博案【第1331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违反疫情防控不得进行公共聚集活动的相关规定，进行聚众赌博的，相比于正常时期的赌博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故应以赌博罪从严惩处。19.黎善文传染病防治失职案【第1332号】裁判要旨：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一般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1）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表现不同，即行为人是否认真履职，在恪尽职守中是否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严重后果。（2）追责前提不同，即行为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后果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作用力大小。（3）政策界限不同，即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尚未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时，行为人履职中行为有差错，通常属于工作失误；反之，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之后，具有司法解释所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才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论处。关于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存在其他原因，且行为人有自首情节时，量刑时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张勇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第1333号】裁判要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尚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宣布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行为人，故意隐瞒与武汉人员有接触史的事实，不遵守相关规定，不执行隔离措施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导致相关人员被隔离，其居住小区被封闭管控的，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止罪追究刑事责任。122集1.余坤峰交通肇事案（第1334号）【裁判要旨】对被告人“自首认罪”案件的证据审查，依然应当恪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具体而言，在微观上，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案件事实层面，对被告人所述“各犯罪环节”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宏观上，综合全案证据，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正反两个维度对整个指控证据体系进行全面审查判断。2.邓文均、符纯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335号）【裁判要旨】“口水油”中聚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属于废弃食用油脂，能够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口水油”加工食品并用于出售，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3.易某某非法经营案（第1336号）【裁判要旨】烟花爆竹制品不应直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行为人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买卖烟花爆竹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适用《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4.周长兵非法经营宣告无罪案（第1337号）【裁判要旨】在办理非法经营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涉案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单独评价，而不应以“情节严重”与否代替。行为人虽然没有获取保安服务许可证，但无实质上违法犯罪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5.王秀敏故意杀人案（第1338号）【裁判要旨】不管是普通程序第一审案件，还是再审程序第一审案件，归根到底都是第一审案件，同案两名被告人分处上述两个程序的，存在并案审理的程序基础。《刑诉法解释》第386条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上述“再审不加刑”适用于再审事实与原判事实相同的情况，当再审出现新的犯罪事实时，可以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6.被告人梁某强奸案（第1339号）【裁判要旨】即使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且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强制行为与发生性关系之间因果关系的，不能认定强奸罪的成立。此外，对于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案件，尤其是男女双方曾经是恋人关系、通奸关系的强奸案件，应当结合男女双方的感情历程进行全面分析。7.张某文抢劫、抢夺案（第1340号）【裁判要旨】在死刑案件中，证实被告人姓名等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证实被告人构成累犯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被告人的姓名、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不清的，应发回重审。8.蒲长才盗窃案（第1341号）【裁判要旨】对非数额型盗窃罪判处罚金，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罚金刑设立的立法目的。对于单纯的数额型盗窃行为，应当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而对于非数额型盗窃行为，即使有明确的盗窃数额，但如果盗窃数额较小（未达到数额犯入罪标准的），也应当按照“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之规定，在1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判处罚金。9.黄钰诈骗案（第1342号）【裁判要旨】判断一个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犯罪，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即使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有欺诈行为，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赖账，确实打算偿还的，就仍属于民事纠纷，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此外，一般来说，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行为。欺骗行为尚不严重，不影响被骗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10.王江浩挪用资金案（第1343号）【裁判要旨】参照《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批复等文件中确立业主委员会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地位，业主委员会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其他单位”。业主委员会账户内资金也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本单位资金”。11.周禄宝敲诈勒索案（第134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罪与利用信息网络维权的关键。在具体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有正当的权利，即行为人索取财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2）是否在正当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如涉及到的权利是内容确定的债权，但主张对方给付的财物远超出债权的数额范围之外，则不属于正当权利的范围；如涉及的权利是内容不确定的债权，或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场合，行为人所提出的财产性要求与债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相关，即使所要求数额较大，也应当视为行使正当权利。（3）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债权本身的重大性、手段行为侵害相对方权益的程度、手段行为本身是否合法，行为人是否存在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等，均是需要考虑的因素。12.朱伦军寻衅滋事案（第1345号）【裁判要旨】多次拦截他人强行夺取较低经济价值物品的行为，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判断一个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寻衅滋事罪，首先应当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还是满足畸形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其次应当判断该行为客观上主要侵害的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还是滋扰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此外，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还要充分发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指导作用，考虑一般大众的朴素正义情感，正确衡量犯罪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大小。13.夏恒寻衅滋事案（第1346号）【裁判要旨】凌晨酒后驾车追撵他人机动车，导致车损人伤的行为，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与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的竞合，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14.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第1347号）【裁判要旨】开设微信赌博群，利用抢红包等方式进行赌博的，可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微信群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予以认定。15.赛黎华、王翼龙贩卖毒品，赛黎华非法持有毒品案（第1348号）【裁判要旨】非法持有毒品罪中的“持有”是指对毒品实际占有、携有、藏有或者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持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即行为人与毒品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持有不要求物理上的握有，不要求行为人时时刻刻将毒品握在手中、放在身上和装在口袋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它的存在，能够对之进行管理或者支配，就是“持有”。特殊自首中的同种罪行，包括相同罪名的罪行，选择性罪名的罪行以及法律上、事实上存在密切关联的罪行。16.袁七虎容留、介绍卖淫案（第1349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的认定，主要考虑卖淫人数、卖淫人员特殊性，并将非法获利情况也作为依据。认定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应当从卖淫人数、时间长度、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如果卖淫次数已经查实，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应当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17.阎吉粤介绍卖淫案（第135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线上介绍他人卖淫嫖娼致他人线下达成卖淫嫖娼交易，但并未对卖淫嫖娼活动实施管理或者控制行为，应当认定为介绍卖淫罪。行为人利用QQ群组实施介绍卖淫行为，在构成介绍卖淫罪的同时，还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属于竞合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结合行为人所发布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扩散范围，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受害人的多少、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结合考量。18.梁世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第1351号）【裁判要旨】贩卖含有淫秽视频的网络云盘，应当按照网络云盘中实际存储的淫秽视频文件数量认定淫秽物品的数量。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各种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量刑。19.李群受贿案（第1352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接受请托单位房屋装修，请托单位虽未明确免除其装修款，但从行为人的偿还能力、拖欠装修款的时间、请托单位将该笔装修款予以核销以及行为人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等事实，综合可以推定行为人与请托单位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关系的，可以受贿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一审认罪获得轻判，二审翻供的，虽然表明其认罪悔罪情况有了变化，但依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的情况下，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20.王琦筠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1353号）【裁判要旨】玩忽职守类犯罪罪名竞合时，应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未在合同上签字署名，但接受委派，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调查、核实、商谈等工作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被骗的，依法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123集1.吴学占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4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四个特征。（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组织成员人数较多，虽然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取消了“10人”的标准，但对于人数较少（如7人以下）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特别慎重；②组织成员有明确的层级，一般分为三级，分别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和一般参加者；③犯罪组织稳定，即犯罪组织存续时间较长、主要成员固定。（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主要是以暴力或者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欺压和残害。其中，软暴力是指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3）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是指该组织的主要犯罪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支持组织活动、豢养组织成员，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4）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侵害对象及对侵害后果具体、直接、特定外，还要求具有间接的、不特定的、抽象的侵害对象和侵害后果，即“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上述间接的、不特定的侵害对象和后果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危害后果和本质特征。（5）上述四个特征中，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要以危害性特征为实质判断的核心，对危害性特征非常典型，其他特征不十分典型的犯罪组织，如人数相对较少，存续时间相对较短，层级不十分鲜明，获取的经济利益数额不大等，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谢培中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5号）裁判要旨：认定一个犯罪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指的是它最终完全具备上述四个特征，但不能据此要求它在形成伊始就已然完全具备四个特征。在甄别、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标志性事件时，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1）该事件一般是组织、领导者亲自组织或直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事件；（2）该事件对于涉案犯罪组织进一步发展做大或者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开始初步形成非法影响具有明显作用，客观上为该组织实施后续违法犯罪活动打下基础；（3）标志性事件一般发生在首次有组织犯罪之前或者本身就是首次有组织犯罪。3.龚品文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6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软暴力”的强度应以相关行为是否足以对群众造成实质性的心理强制为根本落脚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具有长期性；（2）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一般应具有多样性；（3）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体现出明显的组织性特征；（4）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有能够直接构成犯罪的行为，并造成明显的实害后果。4.方悦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7号）裁判要旨：对于“合法公司”外衣下涉“套路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重点从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来把握“组织特征”，重点从公司存续的目的来把握“经济特征”，重点从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来把握“行为特征”，重点从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来把握“危害性特征”。5.黄图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8号）裁判要旨：对于借助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应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方面进行分析。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客观要求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是多次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积极参加的是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且作用突出。其中的“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性质严重的暴力性犯罪，也包括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严重犯罪。而“作用突出”应理解为在犯意形成、共同犯罪行为完成以及危害结果发生等方面具有的突出性、决定性作用；三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即对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财物、事务等重要事项具有“主要管理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6.张礼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9号）裁判要旨：连续犯的起止行为跨越《刑法》修订前后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的<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精神，应当按照修正后《刑法》的规定处罚，也以修订后《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计算追诉时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但本罪的犯罪故意不要求行为人明确认识到其包庇、纵容的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即可。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时，要综合考虑行为人对包庇、纵容对象的形态、规模、成员、行为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本人与组织成员交往的密切程度等。7.吴强等人敲诈勒索、抢劫、贩卖毒品、故意伤害案（第1360号）裁判要旨：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普通犯罪集团区分的关键在于，第一，由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往往具有复合性，不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管理秩序；第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由于不同程度带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且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第三，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带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带有欺凌、强制、压迫的性质。如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明显仅系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也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则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8.周方健等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案（第1361号）裁判要旨：恶势力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共同实施犯罪活动的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以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第四，具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过渡性特征，即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管理秩序形成对抗，并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9.陈寅岗等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诈骗案（第1362号）裁判要旨：“套路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套路贷”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应当以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对于行为人以“保证金”“中介费”“违约金”等虚假理由，非法占有的被害人财物，应全部计入犯罪数额。如行为人在索债过程中使用了殴打、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或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符合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套路贷”犯罪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多种犯罪的，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进行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又构成诈骗罪的，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10.张凤江等14人诈骗案（第1363号）裁判要旨：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行为人实际给付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人民法院总体上采取就低原则认定，但如被告人未供述具体金额，而被害人所称的被骗金额合理，且在虚高的借条金额及走银行流水的合理范围内，则可按照被害人陈述中的被骗金额予以认定。被害人经催讨后无力还款，行为人将债务“平账”至其他团伙，且其他团伙将平账钱款实际支付给行为人的，诈骗既遂金额按照“平账钱款-借款本金”予以认定。行为人着手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犯罪未遂的金额应当以“虚高借条的数额（或诉讼数额）-借款本金数额”予以认定。124集1.汪庆樟交通肇事案（第136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滞留现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因其不救助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发生第二次事故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2.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第1365号）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两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行为人到案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其他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当时并未捕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如行为人带领侦查人员到同案犯在犯罪后的租住地，并进行现场指认，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已经完成，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现场抓获，但此后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因此行为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已经节省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应当认为立功。3.李二胜故意杀人案（第1366号）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在审查证据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审查判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实、可信，翻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2）审查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能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尸体检验意见、尸体照片等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进行比对审查，查看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做出合理解释，进而判断综合全案证据，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4.朱晓东故意杀人案（第1367号）裁判要旨：被告人虽予否认预谋杀人，但其本人具有预谋杀人的动机，且有证据证明其在案发之前进行相关犯罪准备，实施犯罪行为后并无惊愕、恐慌、懊悔、愧疚和积极补救行为，反而实施转移财产、肆意玩乐等行为，且被告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系预谋杀人。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对于被告人既有从宽处罚情节又有从严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节最终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例如：被告人是否为预谋杀人，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犯罪以后是否实施了足以代表其并无悔罪表现的恶劣行径，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背景及价值，被害方的诉请等。5.余正希故意伤害案（第1368号）裁判要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者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1）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2）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4）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6.高某某故意伤害案（第1369号）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该修正案实施之前已经判决并生效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根据故意犯罪的动机、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并结合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悔罪表现等，综合作出判断。对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决定不执行死刑的，不需要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决定执行死刑的，则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岳德分盗窃案（第1370号）裁判要旨：《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漏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人民法院在将前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8.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第137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本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该行为依法可以构成诈骗罪。“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9.黄金章诈骗案（第1372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准确区分，一般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三个方面予以界分：首先是欺骗内容。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最后是欺骗结果，也可以从主观上理解为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行为中，当事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合同利益；诈骗犯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对方的行为，是为了犯罪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10.阚莹诈骗案（第1373号）裁判要旨：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11.戴颖、蒯军寻衅滋事案（第1374号）裁判要旨：无论是根据《宪法》还是《刑法》有关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实践中，要注意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于其中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2.胡群光妨害作证、王荣炎帮助伪造证据案（第1375号）裁判要旨：“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不同于在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但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者民事诉讼过程中，有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等行为的，可以分别相应地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13.高云虚假诉讼案（第1376号）裁判要旨：在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应当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篡改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进而以虚假诉讼罪论处。在民事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中，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区分不同原告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14.胡文新、黎维军虚假诉讼案（第1377号）裁判要旨：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15.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单国强虚假诉讼案（第1378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侵害，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主体条件。第二，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证据条件。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控告被告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条件。16.万春禄虚假诉讼案（第1379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行为方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捏造事实并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以行为造成犯罪构成要件预定的后果为既遂标准。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行为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之一，即可构成本罪的既遂，此处的“司法秩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的正常司法活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后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裁判，或者大量占用司法资源、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等两个方面。17.张崇光、张崇荣虚假诉讼案（第138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交付审判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准确选择所适用的罪名。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虚假诉讼行为过程中如伴随有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等行为，可以相应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但根据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处所称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轻，而非被告人可能实际被判处的刑罚较轻。18.张伟民虚假诉讼案（第1381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客观危害后果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应当坚持谦抑性原则，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对虚假诉讼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直接按照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即可。19.侯春英非法行医案（第1382号）裁判要旨：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在诊所负责人默许的情况下长期独立从事医疗活动，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罪。20.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83号）裁判要旨：对于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21.孙德柱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第138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并收取毒品费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22.齐先贺贩卖、运输毒品案（第1385号）裁判要旨：毒品代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品代购是指行为人受吸毒者委托无偿为吸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广义的毒品代购，既包括狭义的毒品代购，也包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以及介绍毒品买卖等情形。行为人与购毒者缺少共同犯罪故意、脱离居间介绍性质，实质地参与到毒品交易环节中，成为独立上家的，应当认定其为毒品犯罪的实行犯，而非共犯。23.王怀珍容留卖淫案（第1386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属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上述规定中的前半段“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后半段“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仅指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年内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而被判处刑罚的，不适用上述规定。该解释条款所称“一年内”的起算节点，应是行为发生时间，而非行政处罚时间。125辑（从125开始由“集”改为“辑”）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126辑刑诉法解释专刊127辑1.黄来珠交通肇事案（第1403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而且注重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尤其是过失犯罪案件，要找好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着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涉及社会敏感因素、复杂背景、隐藏着风险的案件，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切忌一味图快，简单化处理。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程序上未按认罪认罚模式从简处理的，不影响实体从宽处罚。2.程千发危险驾驶案（第1404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制度，增设速裁程序，旨在为轻罪案件处理提供一条“快车道”，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要用足用好速裁程序，通过繁简分流，全流程提速，节约出司法资源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倾斜。醉驾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3.雒法池、雒法高等故意伤害案（第1405号）【裁判要旨】对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机会，有利于矛盾化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其多元价值，发挥其应有功能。4.马贺飞盗窃案（第1406号）【裁判要旨】实践中，要把轻罪案件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既有利于及时惩治犯罪，又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教育矫治功能，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轻罪案件应用好用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要根据案件性质、刑罚轻重、案件难易以及被告人的选择，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其分流功能，避免程序空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能不捕的，不捕，减少羁押；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可不诉的，不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5.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07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发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机关不予调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确保案件及时审结，被告人能够获得迅速及时的审判，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能够及时得到恢复。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应严格限制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二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形式要灵活简便，避免因量刑建议调整造成速裁不速度、简易不简，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发挥，影响庭审实质化。6.段红安妨害公务案（第1408号）【裁判要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反悔不再认罪。此时，由二审发回重审，目的是通过完整的一审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程序，查清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一关键事实。发回重审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对重新审理后法院所作判决享有的上诉权。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项规定，只有速裁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非速裁案件，即便是被告人反悔不认罪而上诉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并不排除重审后宣告无罪，案件回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控辩对抗”的原点。7.苏桂花开设赌场案（第1409号）【裁判要旨】对于检察机关按认罪认罚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被告人是否真正具有认罪认罚情。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进行全面实质审查。人民法院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审查量刑建议适用的刑种是否适当；二要对拟宣告刑与量刑建议的刑期进行比较；三要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类案量刑平衡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四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一般案件的量刑进行比较。检察机关因一审法院未建议调整量刑建议而抗诉的，二审法院不应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8.于国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10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要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一味追求诉讼效率，错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9.张永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第1411号）【裁判要旨】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10.杨灏然贩卖毒品案（第1412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二审终审制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因此否定一审对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发现量刑过重的，应当依法改判，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切实发挥二审的救济和纠错功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二审法院也要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仅因检察机关抗诉就一律加重被告人刑罚。11.吴春兰、鲁长学容留卖淫案（第1413号）【裁判要旨】“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刑罚评价取向有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的可预测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必须结合认罪价值以及案件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12.王建受贿案（第1414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被告人当庭确认签署具结书系出于自愿，或者当庭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确无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以此否定“认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议，背后隐匿、转移财产，拒不退赃退赔、赔偿损失、履行财产刑，明显无真诚悔罪表现的，不应当认定为“认罚”。人民法院对于“认罚”情节的否定，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释明相应的法律后果。128辑1.王明等销售假药案（第1415号）【裁判要旨】为销售而购入、存储假药的行为，属于销售的实行行为，现场查获的假药应当计入销售金额。生产、销售假药罪存在犯罪未遂，本罪的既遂与否应以假药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如果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进行实质性的交易行为，则构成犯罪未遂。2.廖俊昭故意伤害案（第1416号）【裁判要旨】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帮工人属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张金福盗窃案（第1417号）【裁判要旨】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宜采用“贴身说”，即随身携带的财物是他人贴身放置在口袋中或者包中的财物。因此，行为人盗窃的财物并非失主的贴身财物，即使处在身体的近处，如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也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而只能是普通盗窃的对象。4.王斌盗窃案（第1418号）【裁判要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5.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第141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仅窃取到部分财物时，应当针对既遂与未遂情形分别量刑，并从一重处；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处罚。6.刘楚荣、刘汉杰、刘立辉诈骗案（第1420号）【裁判要旨】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时，应当以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利用的具体身份来认定其行为性质。村民委员会符合“单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作为立法解释，具有溯及力，一经通过，即应作为理解和适用刑法第三十条的依据，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整个施行期间，对于刑法施行以后和在该立法解释通过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均应适用该立法解释进行处理。7.何上候等人诈骗案（第1421号）【裁判要旨】集团犯罪是指由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不同犯罪集团相关特征的显性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可以从组织性、人员数量、犯罪手段以及团伙意志等方面对集团犯罪进行分析。通过确立集团犯罪的成员均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将成员参与期间集团的犯罪数额作为认定成员犯罪数额的基础。对于中途退出的普通集团成员，原则上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对于中途退出的集团骨干成员，因为骨干成员的参与行为，其危害后果能够继续延伸，故除非其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其行为对犯罪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否则犯罪数额不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同时，为解决个别成员参与时间较短、犯罪数额畸高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参与时间明显较短的，可以认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尚未形成，一般不认定为犯罪；第二，对于未直接实施诈骗（如“公司”行政人员），或直接实施诈骗数额较小、行为较少的参与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王伟男诈骗案（第142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9.杨志诚、韦宁、何文剑诈骗案（第1423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权登记后抵押借款的，诈骗犯罪行为在行为人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时已经完成，抵押借款系诈骗行为完成之后的事后行为。因此，行为人所涉诈骗罪的金额应以骗取的房产价值为准。10.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24号）【裁判要旨】如果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而没有后续的实行行为，可能不需以犯罪处理。如果对其犯罪预备不以犯罪处理，除非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撤销缓刑。但当行为人实施了后续的实行行为，即使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之后，或者行为人的预备行为本身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时，则应当撤销前罪所判处的缓刑，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11.罗建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425号）【裁判要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五种方式：一是用于附带民事赔偿款的执行；二是作为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及追缴不能时责令退赔；三是用于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四是作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即犯罪工具的没收；五是作为违禁品的没收。以上五种处置方式根据各自作用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补偿性的刑法手段；第二是惩罚性的刑法手段；第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类的刑法手段。在涉黑恶刑事案件的财产处置时，人民法院应当把握从严处置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平衡处置原则。除此之外，也应坚持“民事优先”原则，补偿性的刑法手段优于惩罚性的刑法手段，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优于财产权益补偿。12.陈庆豪开设赌场案（第1426号）【裁判要旨】二元期权的实质是创造风险供风险投资者进行投机，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上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前的对赌。因此，经营二元期权类交易网站，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1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第1427号）【裁判要旨】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名胜古迹的性质、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定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中的“情节严重”。14.刘清江、朱文向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428号）【裁判要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之前捡拾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卵、蛋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的核准过程中，对量刑适当但个别事实认定和罪名适用方面存在瑕疵的，可以在核准案件的同时在裁定书中依法纠正相关瑕疵。15.钟文福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香樟除了属于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之外，只有野生的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6.吴常文贪污案（第1430号）【裁判要旨】科研经费具有明确的专属性，并非课题组的私有财产，课题组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的科研经费不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行为人通过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转入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公司，公司确有参与科研合作的，应从公司参与科研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公司实际为科研项目的支出情况、科研经费真实去向等方面，综合认定行为人对套取的科研经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7.吴仕宝受贿案（第1431号）【裁判要旨】交易型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则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实践中在认定索贿情节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先提出的均构成索贿，但是索贿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率先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请托人表达了收取财物的意图；（2）索贿的本质是违背了行贿人的意愿，虽然不要求达到被胁迫、勒索的程度，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出行贿人是出于压力、无奈、不情愿才交付财物。（3）实践中可以根据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大小，受贿人提出的财物要求是否在请托人心理预期之内，请托人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等进行综合判断。18.寿永年受贿案（第1432号）【裁判要旨】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中，判定房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应当以二者的差价绝对值作为基础，同时兼顾折扣率（差额比）的高低，综合判断购房价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另外，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以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房产构成受贿，客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主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交易房产获得的差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所致，而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19.卢高春滥用职权案（第1433号）【裁判要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放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导致其他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进而造成行政违法行为人逃避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款流失的损害后果，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海市数据条例 上海市数据条例（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规范数据处理活动，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保障数据安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二）数据处理，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三）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四）公共数据，是指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依法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第三条 本市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举，统筹推进数据权益保护、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管理，完善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数据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数据治理和流通利用体系，促进公共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协调解决数据开发利用、产业发展和数据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数字化转型。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市总体要求和部署，做好本行政区域数据发展和管理相关工作，创新推广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基层治理中，推进数据的有效应用，提升治理效能。第五条 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全市数据发展和管理工作，促进数据综合治理和流通利用，推进、指导、监督全市公共数据工作。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本市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本市数字化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综合政策制定以及区域联动等工作。市经济信息化部门负责协调推进本市公共数据开放、社会经济各领域数据开发应用和产业发展，统筹推进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工作。市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市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市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数据安全监管职责。市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统计、物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相关职责。市大数据中心具体承担本市公共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推动数据的融合应用。第六条 本市实行数据工作与业务工作协同管理，管区域必须管数字化转型、管行业必须管数字化转型，加强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本市鼓励各区、各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首席数据官由本区域、本部门、本单位相关负责人担任。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的数据专家委员会。数据专家委员会开展数据权益保护、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评估，为本市数据发展和管理工作提供专业意见。第八条 本市加强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和布局，提升电子政务云、电子政务外网等的服务能力，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重大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网络、存储、计算、安全等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第九条 市、区有关部门应当将数据领域高层次、高学历、高技能以及紧缺人才纳入人才支持政策体系；完善专业技术职称体系，创新数据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健全数据人才服务和保障机制。本市加强数据领域相关知识和技术的宣传、教育、培训，提升公众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将数字化能力培养纳入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教育培训体系。第十条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政府办公厅、市有关部门加强数据标准体系的统筹建设和管理。市数据标准化技术组织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本市数据基础性、通用性地方标准。第十一条 本市支持数据相关行业协会和组织发展。行业协会和组织应当依法制定并推动实施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规范，反映会员合理诉求和建议，加强行业自律，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引导会员依法开展数据处理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行业监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第二章 数据权益保障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十二条本市依法保护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人格权益。本市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使用、加工等数据处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定或者约定的财产权益，以及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关数据创新活动取得的合法财产权益。第十三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收集数据。收集已公开的数据，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行政法规对数据收集的目的和范围有规定的，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目的和范围内收集。第十四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其合法取得的数据，可以依法使用、加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十五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数据交易活动。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法要求相关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供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所必需的数据。要求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供数据的，应当在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并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范围、方式、期限。收集的数据不得用于与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无关的事项。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第十七条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开展数据处理活动、行使相关数据权益，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诚实守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节 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第十八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同意。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当依法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法取得个人同意。第十九条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保证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同意，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方式取得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处理者在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时，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第二十条 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向个人告知下列事项：（一）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二）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三）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保存期限；（四）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行使权利的方式和程序；（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告知的其他事项。处理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告知前款事项。第二十一条 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处理者更正、补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一）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二）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三）个人撤回同意；（四）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对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情形的，处理者应当分别予以更正、补充、删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十二条 处理自然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应当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处理生物识别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二十三条 在本市商场、超市、公园、景区、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宾馆等公共场所，以及居住小区、商务楼宇等区域，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公共场所或者区域，不得以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作为出入该场所或者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第二十四条 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的原则，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的，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第三章 公共数据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十五条本市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加强公共数据治理，提高公共数据共享效率，扩大公共数据有序开放，构建统一协调的公共数据运营机制，推进公共数据和其他数据融合应用，充分发挥公共数据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驱动作用。第二十六条 负责本系统、行业公共数据管理的市级部门（以下简称市级责任部门）应当依据业务职能，制定本系统、行业公共数据资源规划，完善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组织开展本系统、行业数据的收集、归集、治理、共享、开放、应用及其相关质量和安全管理。公共数据管理涉及多个部门或者责任不明确的，由市政府办公厅指定市级责任部门。区人民政府明确的公共数据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本行政区域公共数据管理工作，接受市政府办公厅的业务指导。第二十七条 市大数据资源平台和区大数据资源分平台（以下统称大数据资源平台）是本市依托电子政务云实施全市公共数据归集、整合、共享、开放、运营的统一基础设施，由市大数据中心负责统一规划。本市财政资金保障运行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不得新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公共数据资源平台、共享和开放渠道；已经建成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整合。第二十八条 本市建立全市统一的公共数据目录管理体系。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以及依法委托第三方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应当纳入公共数据目录。市政府办公厅负责制定目录编制规范。市级责任部门应当按照数据与业务对应的原则，编制本系统、行业公共数据目录，明确公共数据的来源、更新频率、安全等级、共享开放属性等要素。区公共数据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未纳入市级责任部门公共数据目录的公共数据编制区域补充目录。第二十九条 本市对公共数据实行分类管理。市大数据中心应当根据公共数据的通用性、基础性、重要性和数据来源属性等制定公共数据分类规则和标准，明确不同类别公共数据的管理要求，在公共数据全生命周期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市级责任部门应当按照公共数据分类规则和标准确定公共数据类别，落实差异化管理措施。第三十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应当符合本单位法定职责，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可以通过共享方式获取的公共数据，不得重复收集。需要依托区有关部门收集的视频、物联等数据量大、实时性强的公共数据，由区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根据市级责任部门需求统筹开展收集，并依托区大数据资源分平台存储。第三十一条 通过市大数据资源平台治理的公共数据，可以按照数据的区域属性回传至大数据资源分平台，支持各区开展数据应用。第三十二条 本市财政资金保障运行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为依法履行职责，可以申请采购非公共数据。市政府办公厅负责统筹市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非公共数据采购需求，市大数据中心负责统一实施。区公共数据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本行政区域个性化采购需求，自行组织采购。第三十三条 本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经依法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应当及时向大数据资源平台归集公共数据。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公共数据可以按照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方式实施归集，但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应用需求的公共数据应当向大数据资源平台归集。市大数据中心根据公共数据分类管理要求对相关数据实施统一归集，保障数据向大数据资源平台归集的实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已归集的公共数据发生变更、失效等情形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及时更新。第三十四条 市大数据中心应当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自然人、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库建设。市级责任部门应当按照本市公共数据管理要求，规划和建设本系统、行业业务应用专题库，并会同相关部门规划和建设重点行业领域主题库。第三十五条 市级责任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系统、行业公共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数据质量管控。市大数据中心应当按照市政府办公厅明确的监督管理规则，组织开展公共数据的质量监督，对数据质量进行实时监测和定期评估，并建立异议与更正管理制度。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办公厅应当建立日常公共数据管理工作监督检查机制，对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公共数据目录编制工作、质量管理、共享、开放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市政府办公厅应当对市级责任部门和各区开展公共数据工作的成效情况定期组织考核评价，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第三十七条 本市财政资金保障运行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开展公共数据收集、归集、治理、共享、开放及其质量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涉及的经费，纳入市、区财政预算。第二节 公共数据共享和开放第三十八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之间共享公共数据，应当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公共数据应当通过大数据资源平台进行共享。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根据履职需要，提出数据需求清单；根据法定职责，明确本单位可以共享的数据责任清单；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能共享的数据，经市政府办公厅审核后，列入负面清单。市政府办公厅应当建立以共享需求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公共数据共享机制。第三十九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提出共享需求的，应当明确应用场景，并承诺其真实性、合规性、安全性。对未列入负面清单的公共数据，可以直接共享，但不得超出依法履行职责的必要范围；对未列入公共数据目录的公共数据，市级责任部门应当在收到共享需求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确认后编入公共数据目录并提供共享。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超出依法履行职责的必要范围，通过大数据资源平台获取其他机构共享数据的，市大数据中心应当在发现后立即停止其获取超出必要范围的数据。第四十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向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供服务时，需要使用其他部门数据的，应当使用大数据资源平台提供的最新数据。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共享数据管理机制，通过共享获取的公共数据，应当用于本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不得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也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第四十一条 本市以需求导向、分级分类、公平公开、安全可控、统一标准、便捷高效为原则，推动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并持续扩大公共数据开放范围。公共数据按照开放类型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非开放三类。涉及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或者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开放的，列入非开放类；对数据安全和处理能力要求较高、时效性较强或者需要持续获取的公共数据，列入有条件开放类；其他公共数据列入无条件开放类。非开放类公共数据依法进行脱密、脱敏处理，或者相关权利人同意开放的，可以列入无条件开放或者有条件开放类。对有条件开放类公共数据，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通过市大数据资源平台提出数据开放请求，相关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处理。第四十二条 本市依托市大数据资源平台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市级责任部门、区人民政府以及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分别负责本系统、行业、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的公共数据开放，在公共数据目录范围内制定公共数据开放清单，明确数据的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条件和更新频率等，并动态调整。公共数据开放具体规则，由市经济信息化部门制定。第四十三条 本市制定相关政策，组织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利用的创新试点，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公共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和增值使用。第三节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提高公共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市政府办公厅应当组织制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明确授权主体，授权条件、程序、数据范围，运营平台的服务和使用机制，运营行为规范，以及运营评价和退出情形等内容。市大数据中心应当根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对被授权运营主体实施日常监督管理。第四十五条 被授权运营主体应当在授权范围内，依托统一规划的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提供的安全可信环境，实施数据开发利用，并提供数据产品和服务。市政府办公厅应当会同市网信等相关部门和数据专家委员会，对被授权运营主体规划的应用场景进行合规性和安全风险等评估。授权运营的数据涉及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的，处理该数据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市政府办公厅、市大数据中心、被授权运营主体等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第四十六条 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可以依托公共数据运营平台进行交易撮合、合同签订、业务结算等；通过其他途径签订合同的，应当在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备案。第四章 数据要素市场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四十七条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要求，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制定促进政策，培育公平、开放、有序、诚信的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解决等市场运营体系，促进数据要素依法有序流动。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办公厅应当制定政策，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开展数据共享、开放、交易、合作，促进跨区域、跨行业的数据流通利用。第四十九条 本市制定政策，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主体，鼓励研发数据技术、推进数据应用，深度挖掘数据价值，通过实质性加工和创新性劳动形成数据产品和服务。第五十条 本市探索构建数据资产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数据资产评估制度，开展数据资产凭证试点，反映数据要素的资产价值。第五十一条 市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数据要素配置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估评价指南，科学评价各区、各部门、各领域的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第五十二条 市场主体应当加强数据质量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市场主体对数据的使用应当遵守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第二节 数据交易第五十三条 本市支持数据交易服务机构有序发展，为数据交易提供数据资产、数据合规性、数据质量等第三方评估以及交易撮合、交易代理、专业咨询、数据经纪、数据交付等专业服务。本市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加强对服务机构的监管，规范服务人员的执业行为。第五十四条 数据交易服务机构应当建立规范透明、安全可控、可追溯的数据交易服务环境，制定交易服务流程、内部管理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第五十五条 本市鼓励数据交易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交易：（一）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侵害个人隐私的；（二）未经合法权利人授权同意的；（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交易的其他情形。第五十六条 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依法设立的数据交易所进行数据交易，也可以依法自行交易。第五十七条 从事数据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可以依法自主定价。市相关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相关行业协会等制订数据交易价格评估导则，构建交易价格评估指标。第五章 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第五十八条 本市支持数据资源开发和应用，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参与经济、生活、治理等领域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软实力。第五十九条 本市通过标准制定、政策支持等方式，支持数据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展高端数据产品和服务。本市培育壮大数据收集存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等数据核心产业，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高端软件、物联网等产业。第六十条 本市促进数据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赋能经济数字化转型，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本市鼓励各类企业开展数据融合应用，加快生产制造、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商贸流通、航运物流、农业等领域的数据赋能，推动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贯通发展。第六十一条 本市促进数据技术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赋能生活数字化转型，提高公共卫生、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基本民生领域和商业、文娱、体育、旅游等质量民生领域的数字化水平。本市制定政策，支持网站、手机应用程序、智慧终端设施、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面向残疾人和老年人开展适应性数字化改造。第六十二条 本市促进数据技术与政府管理、服务、运行深度融合，推动数据赋能治理数字化转型，深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推进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领域重点综合场景应用体系构建，通过治理数字化转型驱动超大城市治理模式创新。第六十三条 本市鼓励重点领域产业大数据枢纽建设，融合数据、算法、算力，建设综合性创新平台和行业数据中心。本市推动国家和地方大数据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以及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新型研发组织等建设。第六十四条 本市建设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支持新城等重点区域同步规划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空间、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等领域数据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市产业功能布局，推动园区整体数字化转型，发展智能制造、在线新经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园区。第六章 浦东新区数据改革第六十五条 本市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推进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监督管理等标准制定和系统建设。第六十六条 本市支持浦东新区探索与海关、统计、税务、人民银行、银保监等国家有关部门建立数据共享使用机制，对浦东新区相关的公共数据实现实时共享。浦东新区应当结合重大风险防范、营商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优化等重大改革创新工作，明确数据应用场景需求。浦东新区应当健全各区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之间的公共数据共享机制。第六十七条 本市按照国家要求，在浦东新区设立数据交易所并运营。数据交易所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为数据交易提供场所与设施，组织和监管数据交易。数据交易所应当制订数据交易规则和其他有关业务规则，探索建立分类分层的新型数据综合交易机制，组织对数据交易进行合规性审查、登记清算、信息披露，确保数据交易公平有序、安全可控、全程可追溯。浦东新区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依法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交易。第六十八条 本市根据国家部署，推进国际数据港建设，聚焦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构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功能型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打造全球数据汇聚流转枢纽平台。第六十九条 本市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临港新片区内探索制定低风险跨境流动数据目录，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在临港新片区内依法开展跨境数据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应当按照要求报送相关信息。第七十条 本市按照国家相关要求，采取措施，支持浦东新区培育国际化数据产业，引进相关企业和项目。本市支持浦东新区建立算法评价标准体系，推动算法知识产权保护。本市支持在浦东新区建设行业性数据枢纽，打造基础设施和平台，促进重大产业链供应链数据互联互通。第七十一条 本市支持浦东新区加强数据交易相关的数字信任体系建设，创新融合大数据、区块链、零信任等技术，构建数字信任基础设施，保障可信数据交易服务。第七章 长三角区域数据合作第七十二条 本市按照国家部署，协同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优化数据中心和存算资源布局，引导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算力、数据、应用资源集约化和服务化创新，全面支撑长三角区域各行业数字化升级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第七十三条 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开展长三角区域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按照区域数据共享需要，共同建立数据资源目录、基础库、专题库、主题库、数据共享、数据质量和安全管理等基础性标准和规范，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和利用。第七十四条 本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支撑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共用、业务协同和场景应用建设，推动数据有效流动和开发利用。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推动建立以需求清单、责任清单和共享数据资源目录为基础的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机制。第七十五条 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推动建立跨区域数据异议核实与处理、数据对账机制，确保各省级行政区域提供的数据与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的一致性，实现数据可对账、可校验、可稽核，问题可追溯、可处理。第七十六条 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促进数字认证体系、电子证照等的跨区域互认互通，支撑政务服务和城市运行管理跨区域协同。第七十七条 本市与长三角区域其他省共同推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据安全流通技术的利用，建立跨区域的数据融合开发利用机制，发挥数据在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创新驱动作用。第八章 数据安全第七十八条 本市实行数据安全责任制，数据处理者是数据安全责任主体。数据同时存在多个处理者的，各数据处理者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数据处理者发生变更的，由新的数据处理者承担数据安全保护责任。第七十九条 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履行以下义务，保障数据安全：（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护机制；（二）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三）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的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安全，防止数据篡改、泄露、毁损、丢失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四）加强风险监测，发现数据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五）发生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六）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履行上述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第八十条 本市按照国家要求，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推动本地区数据安全治理工作。本市建立重要数据目录管理机制，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重要数据的具体目录由市政府办公厅会同市网信等部门编制，并按照规定报送国家有关部门。第八十一条 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明确数据安全责任人和管理机构，按照规定定期对其数据处理活动开展风险评估，并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风险评估报告。处理重要数据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八十二条 市级责任部门应当制定本系统、行业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并根据国家和本市数据分类分级相关要求对公共数据进行分级，在数据收集、使用和人员管理等业务环节承担安全责任。属于市大数据中心实施信息化工作范围的，市大数据中心应当对公共数据的传输、存储、加工等技术环节承担安全责任，并按照数据等级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第八十三条 本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健全集中统一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加强本地区数据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预警工作。第八十四条 本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建立健全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市网信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机关依照相关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并及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警示信息。第八十五条 本市支持数据安全检测评估、认证等专业机构依法开展服务活动。本市支持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有关专业机构等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防范、处置等方面开展协作。第九章 法律责任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八十七条 国家机关、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未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收集或者使用数据的；（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新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资源平台、共享、开放渠道，或者未按规定进行整合的；（三）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编制公共数据目录的；（四）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规定收集、归集、共享、开放公共数据的；（五）未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履行公共数据质量管理义务的；（六）未通过公共数据开放或者授权运营等法定渠道，擅自将公共数据提供给市场主体的。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由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联合惩戒。第八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章 附则第九十条 除本条例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外，运行经费由本市各级财政保障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派驻本市的相关管理单位以及通信、民航、铁路等单位在依法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过程中收集和产生的各类数据，参照公共数据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九十一条 本条例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追索虚拟货币挖矿收益不被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北京一营销科技公司（简称“营销公司”）诉称，2019年，某区块链技术公司（简称“区块链公司”）向其兜售比特币挖矿项目，表示有能力运营挖矿机。营销公司作为甲方（买方）于2019年5月6日，与该区块链公司签订《计算机设备采购合同》，约定：货物名称为计算机设备，型号规格及数量为T2T-30T规格型号的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以下简称“矿机”）1542台，单价5040/台；合同金额为7771680元。后双方还签署了《服务合同书》《云数据服务器托管及数据增值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增值服务协议》)等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包括质保、维修、服务器设备代为运行管理、代为缴纳服务器相关用度花费如电费等服务费总金额为2228320元。上述合同签订后，区块链公司购买并委托第三方矿场实际运营“矿机”。营销公司按照合同支付了10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签订的《增值服务协议》约定，数据增值服务产生的收益于当天进行结算，其中7%分配给区块链公司，作为其受托管理和运营云数据服务器的收益，其余转入营销公司提供的接收地址，合同期限为2019年6月30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增值服务协议》履行过程中，区块链公司并未向营销公司提供服务期间内比特币矿机收益的原始记录，仅支付了18.3463个比特币。营销公司多次催要未果，故参考业界著名比特币数据网站（bitinfocharts）显示的比特币价格测算，在服务期限内，营销公司按照《增值服务协议》约定可获得296.5117976个比特币，除去已经收取的，区块链公司仍应向其支付比特币278.1654976个。同时，区块链公司在《增值服务协议》服务期限届满后，并未向营销公司交还比特币矿机。为此，营销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区块链公司交付278.1654976个比特币，或者按照2021年1月25日每个比特币34335美元的价格交付9550812.36美元，同时，赔偿服务期到期后占用矿机的损失。矿机返还问题，将另行主张。区块链公司辩称，已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营销公司没有及时缴纳电费，导致服务器无法运行，过错不在区块链公司，因此不应承担责任。三、法院观点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根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2021年9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指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推动节能减排、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严禁投资建设增量项目，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项目。”“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肃查处整治各地违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而根据涉案双方履约过程及三份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交易模式实际上为营销公司委托区块链公司购买并管理专用“矿机”计算生产比特币的“挖矿”行为。三份合同系有机整体，合同目的均系双方为了最终进行“挖矿”活动而签订，双方成立合同关系。该比特币“挖矿”的交易模式，属于国家相关行政机关管控范围，需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该案中，俩公司在明知“挖矿”及比特币交易存在风险，且相关部门明确禁止比特币相关交易的情况下，仍然签订协议形成委托“挖矿”关系。“挖矿”活动及虚拟货币的相关交易行为存在上文论述的诸多风险和危害，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经济发展秩序，故该“挖矿”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因“挖矿”合同自始无效，营销公司通过履行无效合同主张获得的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其相应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其请求主张占用“矿机”设备期间的比特币损失，该损失系其基于持续利用“矿机”从事“挖矿”活动产生比特币的损失，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对其相应诉讼请求，法院亦不予支持。法院一审驳回营销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 892.68元，由营销公司负担，目前已交纳。对于法院的判决，营销公司当庭表示上诉。

此行为不以犯罪处理！两种情况不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的通知各级人民检察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做好检察环节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并经2020年7月21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年7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服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现就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提出如下意见：1．依法惩治妨害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相关犯罪。落实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要求，依法惩治破坏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刑事犯罪，为“六稳”“六保”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对妨害复工复产、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依法从严从快追诉，最大程度帮助企业挽回损失。突出惩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恶意阻工、破坏交通等扰乱复工复产秩序的犯罪，以及利用提供虚假就业、兼职信息，虚假订立公司企业合同，虚假提供中小企业贷款等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二是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把握好司法政策与法律标准，依法及时处理妨害传染病防治和国境卫生检疫，非法捕杀、交易野生动物，制售伪劣防治防护产品物资、假药劣药以及不符合标准医用器材等犯罪。依法严惩以暴力、威胁方法侵犯医务人员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犯罪行为，对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人，坚决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三是针对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期间网络犯罪数量大幅上升，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侵犯个人信息、网络“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积极配合公安、工信等部门坚决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强化源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四是充分考虑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等因素，对“职业放贷人”采取非法手段催收高利放贷债务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不法分子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制造“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加大打击力度。2．依法妥善化解涉疫矛盾纠纷。以学习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推进涉疫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依法办理与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合同履行、劳动争议、医疗损害、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准确适用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诉讼时效等法律规定，支持和监督法院依法审判。二是以民法典为重要标尺，加强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执法行为损害公民、组织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办案中加强释法说理、化解矛盾、消弭对抗。结合办案深入剖析相关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特点、发案规律和深层次原因，及时提出加强监管、完善治理的检察建议，推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3．依法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深刻认识“六稳”“六保”最重要的是稳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企业，努力落实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的目标。一是加大力度惩治各类侵犯企业财产、损害企业利益的犯罪。依法严格追诉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挪用资金犯罪，根据犯罪数额和情节，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商业信誉、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精准提出量刑建议。对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资金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对数额特别巨大拒不退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依法从严追诉。二是依法慎重处理贷款类犯罪案件。在办理骗取贷款等犯罪案件时，充分考虑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实际情况，注意从借款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属于明显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是否与银行工作人员合谋、受其指使，是否非法影响银行放贷决策、危及信贷资金安全，是否造成重大损失等方面，合理判断其行为危害性，不苛求企业等借款人。对于借款人因生产经营需要，在贷款过程中虽有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实际损失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借款人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虽给银行造成损失，但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人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性处理。三是依法慎重处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灵活采取检察建议、督促履行、协调追欠追赃垫付等形式，既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又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但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四是严格把握涉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新类型案件的法律政策界限。对于企业创新产品与现有国家标准难以对应的，应当深入调查，进行实质性评估，加强请示报告，准确认定产品属性和质量，防止简单化“对号入座”，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定罪处罚。4．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对企业生存发展、创新创业的重要意义，坚决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是依法着力保护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诊断检测技术、抗病毒药物、医用呼吸防护产品、环境消毒与废物处理、疫苗研制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二是对涉及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网络侵权、链条式产业化有组织侵权等严重侵权假冒犯罪开展重点打击，对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业或者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链条中的生产制造者，以及具有多次、恶意侵权等情形的行为人，依法从严追诉并提出限制缓刑适用或者适用禁止令、职业禁止的量刑建议。推进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权利人诉讼权利告知试点，提升案件办理透明度。三是强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加大对采用盗窃、利诱、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打击力度，综合权利人因被侵权遭受的销售利润损失、商业秘密的合理许可使用费等因素，正确认定权利人损失数额和侵权人违法所得。四是依法妥善办理科研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为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营造宽松有序的环境。对科研经费管理使用中的问题，坚持以科研经费政策为遵循，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不以形式违规简单依数额作犯罪评价。5．依法惩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深刻认识“稳金融”在“六稳”“六保”中的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一是加大对证券期货领域金融犯罪的惩治力度。依法“全链条”从严追诉欺诈发行股票、债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扰乱资本市场秩序、侵害投资者利益的犯罪行为，既追究惩治具体实施造假的公司、企业，又追究惩治组织、指使造假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时还要追究惩治帮助造假的中介组织，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零容忍”的要求。二是依法从严惩治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犯罪。严惩不法分子借互联网金融名义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从严追诉组织者、领导者。按照依法追缴、应追尽追、鼓励退赔、统一返还等原则，持续推进非法集资涉案财物追缴处置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最大限度减少集资参与人的实际损失。三是加大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切实转变“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的做法，办理上游犯罪案件时要同步审查是否涉嫌洗钱犯罪，上游犯罪共犯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非法经营地下钱庄等行为同时构成洗钱罪的，择一重罪依法从严追诉。6．依法维护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充分认识“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对稳定宏观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有效维护相关领域的市场秩序。一是围绕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依法惩治侵害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以及扰乱投资秩序、妨害项目推进的各类犯罪，保障外商投资法顺利施行，营造安全、透明的投资环境。二是聚焦当前对外贸易、外商投资领域的新形势，依法惩治利用外贸合同诈骗，虚开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以及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走私、逃汇骗汇等犯罪，促进稳住外贸基本盘，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资金流畅通运转。三是依法慎重处理企业涉税案件。注意把握一般涉税违法行为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涉税犯罪的界限，对于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非骗税目的且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性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移送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7．努力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司法保障。深刻认识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对保障民生底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助力脱贫攻坚。一是突出对重点领域和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依法严惩贪污侵占、截留挪用扶贫惠农、救灾救济资金等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犯罪。加强扶贫领域涉案财物依法快速返还工作，审查起诉时及时审查认定权属关系，符合快速返还条件的，依法作出决定并于五日内将涉案财物返还给被侵害的个人或单位。二是突出对困难群体的司法救助。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或者被害人家庭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结合具体案情及时、主动给予司法救助，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多元救助措施，保障困难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三是突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持续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加大对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犯罪打击力度。对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的，一律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量刑建议。联合各方力量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救助，监督推动贫困地区将“控辍保学”、关爱重点儿童群体等相关政策落到实处。8．积极促进基层依法治理。深刻认识基层有效运转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意义，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为基层运转提供法治保障。一是依法严惩“蝇贪”“蚁贪”。对发生在基层、影响恶劣的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吃拿卡要型索贿犯罪，坚决依法从严追诉。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惩“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维护基层政权的稳固。加强对基层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从严“破网打伞”，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害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二是深入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聚焦保护企业权益、保障基本民生等重点领域，对诉求合法合理、有化解可能的行政申诉案件，通过促进和解、公开听证、司法救助、释法说理等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促进基层依法行政，提高公共服务能力。9．落实“少捕”“少押”“慎诉”的司法理念。适应新时期犯罪形势变化，在保持对少数严重暴力犯罪和恶性犯罪从严打击绝不放过的同时，对认罪认罚、轻刑犯罪充分适用依法从宽的刑事政策，促进社会综合治理。一是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审查批捕环节，注重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积极复工复产、开展生产自救、努力保就业岗位作为审查判断有无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二是积极探索总结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经验。推动完善取保候审制度，进一步探索使用电子手铐、赔偿保证金等措施，积极推广适用电子监控措施执行监视居住。认真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减少不必要的羁押。三是坚持依法能不诉的不诉。依法行使不起诉裁量权，逐步扩大酌定不起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适用，鼓励和促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办案效果。四是综合运用刑事追诉和行政处罚、经济处罚措施。依法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的，要根据案件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防止不起诉后一放了之。10．依法合理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司法措施。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考虑涉案企业经营发展，在办案中依法采取更加灵活务实、及时高效的司法措施。一是慎重适用涉财产强制性措施。对涉嫌犯罪但仍在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企业，原则上不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确需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应当严格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股东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对于相关部门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要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二是优化刑罚执行环节司法措施。扩大涉企服刑人员假释的适用，对于同时符合减刑和假释条件的，依法建议适用假释。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研究具体措施，为接受社区矫正的民营企业人员从事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必要便利，简化批准流程。三是妥善采取公益诉讼案件司法措施。加强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在检察建议及诉讼请求中，慎重采取关停涉案企业等影响企业生存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措施，帮助协调解决涉案企业异地安置、补偿等实际困难。完善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向相关企业主张生态修复费用及惩罚性赔偿时，探索通过分期支付、替代性修复等方法促使其接受惩罚、守法经营、健康发展。11．加大对涉民营企业各类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紧盯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强化检察监督，维护、促进司法公正。一是加强立案监督，着重纠正涉及民营企业案件不应当立而立和应立不立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等各类违法行为，重点监督纠正以非法立案为利害关系人追款讨债，干预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裁判的经济纠纷，将合同纠纷立为诈骗、民事侵权立为职务侵占、行业拆借立为挪用资金、买卖纠纷立为强迫交易、正常经营行为立为非法经营等问题。二是加大清理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力度。对既不依法推进诉讼程序，又不及时依法撤销案件的“挂案”，摸清底数，消化存量，杜绝增量，精准监督，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维护企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三是加强涉企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强化对行政非诉执行活动受理、审查、裁定和执行环节的监督，防止企业因不当强制执行措施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四是加强控告申诉案件办理答复工作。做实做细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和信访积案清理工作，对涉及民营企业的控告申诉案件进行集中清理和统一管理，做到逐案交办、逐案督办，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健全检察环节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做到应纠尽纠。

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标准 自2017年1月1日后所有交通事故案件、故意伤害案件、雇员损害等所有人身损害致伤的鉴定标准统一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工伤除外。1一级1.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2)精神障碍或者极重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3)四肢瘫(肌力3级以下)或者三肢瘫(肌力2级以下);4)截瘫(肌力2级以下)伴重度排便功能障碍与重度排尿功能障碍。1.2　颈部及胸部损伤1)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Ⅳ级;2)严重器质性心律失常，心功能Ⅲ级;3)心脏移植术后，心功能Ⅲ级;4)心肺联合移植术后;5)肺移植术后呼吸困难(极重度)。1.3　腹部损伤1)原位肝移植术后肝衰竭晚期;2)双肾切除术后或者孤肾切除术后，需透析治疗维持生命;肾移植术后肾衰竭。1.4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三肢缺失(上肢肘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2)二肢缺失(上肢肘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第三肢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3)二肢缺失(上肢肘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第三肢任二大关节均强直固定或者功能丧失均达90%。 [2] 2二级2.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重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随时需有人帮助;2)三肢瘫(肌力3级以下);3)偏瘫(肌力2级以下);4)截瘫(肌力2级以下);5)非肢体瘫运动障碍(重度)。2.2　头面部损伤1)容貌毁损(重度);2)上颌骨或者下颌骨完全缺损;3)双眼球缺失或者萎缩;4)双眼盲目5级;5)双侧眼睑严重畸形(或者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伴双眼盲目3级以上。2.3　颈部及胸部损伤1)呼吸困难(极重度);2)心脏移植术后;3)肺移植术后。2.4　腹部损伤1)肝衰竭晚期;2)肾衰竭;3)小肠大部分切除术后，消化吸收功能丧失，完全依赖肠外营养。2.5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双上肢肘关节以上缺失，或者一上肢肘关节以上缺失伴一下肢膝关节以上缺失;2)一肢缺失(上肢肘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其余任二肢体各有二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3)双上肢各大关节均强直固定或者功能丧失均达90%。2.6　体表及其他损伤1)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90%; [2] 2)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3 三级3.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重度智能减退，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需经常有人监护;2)完全感觉性失语或者混合性失语;3)截瘫(肌力3级以下)伴排便或者排尿功能障碍;4)双手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伴双腕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5)重度排便功能障碍伴重度排尿功能障碍。3.2　头面部损伤1)一眼球缺失、萎缩或者盲目5级，另一眼盲目3级;2)双眼盲目4级;3)双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视野有效值≤4%(直径≤5°);4)吞咽功能障碍，完全依赖胃管进食。3.3　颈部及胸部损伤1)食管闭锁或者切除术后，摄食依赖胃造口或者空肠造口;2)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Ⅲ级。3.4　腹部损伤1)全胰缺失;2)一侧肾切除术后，另一侧肾功能重度下降;3)小肠大部分切除术后，消化吸收功能严重障碍，大部分依赖肠外营养。3.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未成年人双侧卵巢缺失或者萎缩，完全丧失功能;2)未成年人双侧睾丸缺失或者萎缩，完全丧失功能;3)阴茎接近完全缺失(残留长度≤1.0cm)。3.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二肢缺失(上肢腕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2)一肢缺失(上肢腕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另一肢各大关节均强直固定或者功能丧失均达90%;3)双上肢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双下肢各大关节均强直固定或者功能丧失均达90%;一上肢与一下肢各大关节均强直固定或者功能丧失均达90%。 [2] 4四级4.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中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限，间或需要帮助;2)外伤性癫痫(重度);3)偏瘫(肌力3级以下);4)截瘫(肌力3级以下);5)阴茎器质性勃起障碍(重度)。4.2　头面部损伤1)符合容貌毁损(重度)标准之三项者;2)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缺损达1/2;3)一眼球缺失、萎缩或者盲目5级，另一眼重度视力损害;4)双眼盲目3级;5)双眼视野极度缺损，视野有效值≤8%(直径≤10°);6)双耳听力障碍≥91dB HL。4.3　颈部及胸部损伤1)严重器质性心律失常，心功能Ⅱ级;2)一侧全肺切除术后;3)呼吸困难(重度)。4.4　腹部损伤1)肝切除2/3以上;2)肝衰竭中期;3)胰腺大部分切除，胰岛素依赖;4)肾功能重度下降;5)双侧肾上腺缺失;6)永久性回肠造口。4.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膀胱完全缺失或者切除术后，行永久性输尿管腹壁造瘘或者肠代膀胱并永久性造口。4.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一上肢腕关节以上缺失伴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或者双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2)双下肢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一上肢与一下肢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3)手功能丧失分值达150分。4.7　体表及其他损伤1)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70%;2)放射性皮肤癌。 [2] 5五级5.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中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需要指导;2)完全运动性失语;3)完全性失用、失写、失读或者失认等;4)双侧完全性面瘫;5)四肢瘫(肌力4级以下);6)单肢瘫(肌力2级以下);7)非肢体瘫运动障碍(中度);8)双手大部分肌瘫(肌力2级以下);9)双足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10)排便伴排尿功能障碍，其中一项达重度。5.2　头面部损伤1)符合容貌毁损(重度)标准之二项者;2)一眼球缺失、萎缩或者盲目5级，另一眼中度视力损害;3)双眼重度视力损害;4)双眼视野重度缺损，视野有效值≤16%(直径≤20°);5)一侧眼睑严重畸形(或者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伴另一眼盲目3级以上;6)双耳听力障碍≥81dB HL;7)一耳听力障碍≥91dB HL，另一耳听力障碍≥61dB HL;8)舌根大部分缺损;9)咽或者咽后区损伤遗留吞咽功能障碍，只能吞咽流质食物。5.3　颈部及胸部损伤1)未成年人甲状腺损伤致功能减退，药物依赖;2)甲状旁腺功能损害(重度);3)食管狭窄，仅能进流质食物;4)食管损伤，肠代食管术后。5.4　腹部损伤1)胰头合并十二指肠切除术后;2)一侧肾切除术后，另一侧肾功能中度下降;3)肾移植术后，肾功能基本正常;4)肾上腺皮质功能明显减退;5)全胃切除术后;6)小肠部分切除术后，消化吸收功能障碍，部分依赖肠外营养;7)全结肠缺失。5.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永久性输尿管腹壁造口;2)尿瘘难以修复;3)直肠阴道瘘难以修复;4)阴道严重狭窄(仅可容纳一中指);5)双侧睾丸缺失或者完全萎缩，丧失生殖功能;6)阴茎大部分缺失(残留长度≤3.0cm)。5.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一上肢肘关节以上缺失;2)一肢缺失(上肢腕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另一肢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50%或者其余肢体任二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75%;3)手功能丧失分值≥120分。 [2] 6六级6.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 精神障碍或者中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受限，但能部分代偿，部分日常生活需要帮助;2)外伤性癫痫(中度);3)尿崩症(重度);4)一侧完全性面瘫;5)三肢瘫(肌力4级以下);6)截瘫(肌力4级以下)伴排便或者排尿功能障碍;7)双手部分肌瘫(肌力3级以下);8)一手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伴相应腕关节功能丧失75%以上;9)双足全肌瘫(肌力3级以下);10)阴茎器质性勃起障碍(中度)。6.2　头面部损伤1)符合容貌毁损(中度)标准之四项者;2)面部中心区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3cm)，累计长度达20.0cm;3)面部片状细小瘢痕形成或者色素显著异常，累计达面部面积的80%;4)双侧眼睑严重畸形;5)一眼球缺失、萎缩或者盲目5级，另一眼视力≤0.5;6)一眼重度视力损害，另一眼中度视力损害;7)双眼视野中度缺损，视野有效值≤48%(直径≤60°);8)双侧前庭平衡功能丧失，睁眼行走困难，不能并足站立;9)唇缺损或者畸形，累计相当于上唇2/3以上。6.3　颈部及胸部损伤1)双侧喉返神经损伤，影响功能;2)一侧胸廓成形术后，切除6根以上肋骨;3)女性双侧乳房完全缺失;4)心脏瓣膜置换术后，心功能不全;5)心功能不全，心功能Ⅱ级;6)器质性心律失常安装永久性起搏器后;7)严重器质性心律失常;8)两肺叶切除术后。6.4　腹部损伤1)肝切除1/2以上;2)肝衰竭早期;3)胰腺部分切除术后伴功能障碍，需药物治疗;4)肾功能中度下降;5)小肠部分切除术后，影响消化吸收功能，完全依赖肠内营养。6.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双侧卵巢缺失或者萎缩，完全丧失功能;2)未成年人双侧卵巢萎缩，部分丧失功能;3)未成年人双侧睾丸萎缩，部分丧失功能;4)会阴部瘢痕挛缩伴阴道狭窄;5)睾丸或者附睾损伤，生殖功能重度损害;6)双侧输精管损伤难以修复;7)阴茎严重畸形，不能实施性交行为。6.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脊柱骨折后遗留30°以上侧弯或者后凸畸形;2)一肢缺失(上肢腕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3)双足跖跗关节以上缺失;4)手或者足功能丧失分值≥90分。6.7　体表及其他损伤1)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50%;2)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2] 7七级7.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极重度受限;2)不完全感觉性失语;3)双侧大部分面瘫;4)偏瘫(肌力4级以下);5)截瘫(肌力4级以下);6)单肢瘫(肌力3级以下);7)一手大部分肌瘫(肌力2级以下);8)一足全肌瘫(肌力2级以下);9)重度排便功能障碍或者重度排尿功能障碍。7.2　头面部损伤1)面部中心区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3cm)，累计长度达15.0cm;2)面部片状细小瘢痕形成或者色素显著异常，累计达面部面积的50%;3)双侧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4)一眼球缺失或者萎缩;5)双眼中度视力损害;6)一眼盲目3级，另一眼视力≤0.5;7)双眼偏盲;8)一侧眼睑严重畸形(或者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合并该眼盲目3级以上;9)一耳听力障碍≥81dB HL，另一耳听力障碍≥61dB HL;10)咽或者咽后区损伤遗留吞咽功能障碍，只能吞咽半流质食物;11)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缺损达1/4;12)上颌骨或者下颌骨部分缺损伴牙齿缺失14枚以上;13)颌面部软组织缺损，伴发涎漏。7.3　颈部及胸部损伤1)甲状腺功能损害(重度);2)甲状旁腺功能损害(中度);3)食管狭窄，仅能进半流质食物;食管重建术后并发反流性食管炎;4)颏颈粘连(中度);5)女性双侧乳房大部分缺失或者严重畸形;6)未成年或者育龄女性双侧乳头完全缺失;7)胸廓畸形，胸式呼吸受限;8)一肺叶切除，并肺段或者肺组织楔形切除术后。7.4　腹部损伤1)肝切除1/3以上;2)一侧肾切除术后;3)胆道损伤胆肠吻合术后，反复发作逆行性胆道感染;4)未成年人脾切除术后;5)小肠部分(包括回盲部)切除术后;6)永久性结肠造口;7)肠瘘长期不愈(1年以上)。7.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永久性膀胱造口;2)膀胱部分切除术后合并轻度排尿功能障碍;3)原位肠代膀胱术后;4)子宫大部分切除术后;5)睾丸损伤，血睾酮降低，需药物替代治疗;6)未成年人一侧睾丸缺失或者严重萎缩;7)阴茎畸形，难以实施性交行为;8)尿道狭窄(重度)或者成形术后;9)肛管或者直肠损伤，排便功能重度障碍或者肛门失禁(重度);10)会阴部瘢痕挛缩致肛门闭锁，结肠造口术后。7.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双下肢长度相差8.0cm以上;2)一下肢踝关节以上缺失;3)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强直固定于非功能位;4)四肢任二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均达75%;5)一手除拇指外，余四指完全缺失;6)双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7)手或者足功能丧失分值≥60分。 [2] 8八级8.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重度受限;2)不完全运动性失语;不完全性失用、失写、失读或者失认;3)尿崩症(中度);4)一侧大部分面瘫，遗留眼睑闭合不全和口角歪斜;5)单肢瘫(肌力4级以下);6)非肢体瘫运动障碍(轻度);7)一手大部分肌瘫(肌力3级以下);8)一足全肌瘫(肌力3级以下);9)阴茎器质性勃起障碍(轻度)。8.2　头面部损伤1)容貌毁损(中度);2)符合容貌毁损(重度)标准之一项者;3)头皮完全缺损，难以修复;4)面部条状瘢痕形成，累计长度达30.0cm;面部中心区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2cm)，累计长度达15.0cm;5)面部块状增生性瘢痕形成，累计面积达15.0cm2;面部中心区块状增生性瘢痕形成，单块面积达7.0cm2或者多块累计面积达9.0cm2;6)面部片状细小瘢痕形成或者色素异常，累计面积达100.0cm2;7)一眼盲目4级;8)一眼视野接近完全缺损，视野有效值≤4%(直径≤5°);9)双眼外伤性青光眼，经手术治疗;10)一侧眼睑严重畸形(或者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合并该眼重度视力损害;11)一耳听力障碍≥91dB HL;12)双耳听力障碍≥61dB HL;13)双侧鼻翼大部分缺损，或者鼻尖大部分缺损合并一侧鼻翼大部分缺损;14)舌体缺损达舌系带;15)唇缺损或者畸形，累计相当于上唇1/2以上;16)脑脊液漏经手术治疗后持续不愈;17)张口受限Ⅲ度;18)发声功能或者构音功能障碍(重度);19)咽成形术后咽下运动异常。8.3　颈部及胸部损伤1)甲状腺功能损害(中度);2)颈总动脉或者颈内动脉严重狭窄支架置入或者血管移植术后;3)食管部分切除术后，并后遗胸腔胃;4)女性一侧乳房完全缺失;女性双侧乳房缺失或者毁损，累计范围相当于一侧乳房3/4以上;5)女性双侧乳头完全缺失;6)肋骨骨折12根以上并后遗6处畸形愈合;7)心脏或者大血管修补术后;8)一肺叶切除术后;9)胸廓成形术后，影响呼吸功能;10)呼吸困难(中度)。8.4　腹部损伤1)腹壁缺损≥腹壁的1/4;2)成年人脾切除术后;3)胰腺部分切除术后;4)胃大部分切除术后;5)肠部分切除术后，影响消化吸收功能;6)胆道损伤，胆肠吻合术后;7)损伤致肾性高血压;8)肾功能轻度下降;9)一侧肾上腺缺失;10)肾上腺皮质功能轻度减退。8.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输尿管损伤行代替术或者改道术后;2)膀胱大部分切除术后;3)一侧输卵管和卵巢缺失;4)阴道狭窄;5)一侧睾丸缺失;6)睾丸或者附睾损伤，生殖功能轻度损害;7)阴茎冠状沟以上缺失;8)阴茎皮肤瘢痕形成，严重影响性交行为。8.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二椎体压缩性骨折(压缩程度均达1/3);2)三个以上椎体骨折，经手术治疗后;3)女性骨盆骨折致骨产道变形，不能自然分娩;4)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难以行关节假体置换术;5)四肢长骨开放性骨折并发慢性骨髓炎、大块死骨形成，长期不愈(1年以上);6)双上肢长度相差8.0cm以上;7)双下肢长度相差6.0cm以上;8)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75%以上;9)一踝关节强直固定于非功能位;10)一肢体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50%;11)一手拇指缺失达近节指骨1/2以上并相应掌指关节强直固定;12)一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另一足足弓结构部分破坏;13)手或者足功能丧失分值≥40分。8.7　体表及其他损伤1)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30%。 [2] 9九级9.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中度受限;2)外伤性癫痫(轻度);3)脑叶部分切除术后;4)一侧部分面瘫，遗留眼睑闭合不全或者口角歪斜;5)一手部分肌瘫(肌力3级以下);6)一足大部分肌瘫(肌力3级以下);7)四肢重要神经损伤(上肢肘关节以上，下肢膝关节以上)，遗留相应肌群肌力3级以下;8)严重影响阴茎勃起功能;9)轻度排便或者排尿功能障碍。9.2　头面部损伤1)头皮瘢痕形成或者无毛发，达头皮面积50%;2)颅骨缺损25.0cm2以上，不宜或者无法手术修补;3)容貌毁损(轻度);4)面部条状瘢痕形成，累计长度达20.0cm;面部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2cm)，累计长度达10.0cm，其中至少5.0cm以上位于面部中心区;5)面部块状瘢痕形成，单块面积达7.0cm2，或者多块累计面积达9.0cm2;6)面部片状细小瘢痕形成或者色素异常，累计面积达30.0cm2;7)一侧眼睑严重畸形;一侧眼睑重度下垂，遮盖全部瞳孔;双侧眼睑轻度畸形;双侧眼睑下垂，遮盖部分瞳孔;8)双眼泪器损伤均后遗溢泪;9)双眼角膜斑翳或者血管翳，累及瞳孔区;双眼角膜移植术后;10)双眼外伤性白内障;儿童人工晶体植入术后;11)一眼盲目3级;12)一眼重度视力损害，另一眼视力≤0.5;13)一眼视野极度缺损，视野有效值≤8%(直径≤10°);14)双眼象限性视野缺损;15)一侧眼睑轻度畸形(或者眼睑下垂，遮盖部分瞳孔)合并该眼中度视力损害;16)一眼眶骨折后遗眼球内陷5mm以上;17)耳廓缺损或者畸形，累计相当于一侧耳廓;18)一耳听力障碍≥81dB HL;19)一耳听力障碍≥61dB HL，另一耳听力障碍≥41dB HL;20)一侧鼻翼或者鼻尖大部分缺损或者严重畸形;21)唇缺损或者畸形，露齿3枚以上(其中1枚露齿达1/2);22)颌骨骨折，经牵引或者固定治疗后遗留功能障碍;23)上颌骨或者下颌骨部分缺损伴牙齿缺失或者折断7枚以上;24)张口受限Ⅱ度;25)发声功能或者构音功能障碍(轻度)。9.3　颈部及胸部损伤1)颈前三角区瘢痕形成，累计面积达50.0cm2;2)甲状腺功能损害(轻度);3)甲状旁腺功能损害(轻度);4)气管或者支气管成形术后;5)食管吻合术后;6)食管腔内支架置入术后;7)食管损伤，影响吞咽功能;8)女性双侧乳房缺失或者毁损，累计范围相当于一侧乳房1/2以上;9)女性一侧乳房大部分缺失或者严重畸形;10)女性一侧乳头完全缺失或者双侧乳头部分缺失(或者畸形);11)肋骨骨折12根以上，或者肋骨部分缺失4根以上;肋骨骨折8根以上并后遗4处畸形愈合;12)心功能不全，心功能I级;13)冠状动脉移植术后;14)心脏室壁瘤;15)心脏异物存留或者取出术后;16)缩窄性心包炎;17)胸导管损伤;18)肺段或者肺组织楔形切除术后;19)肺脏异物存留或者取出术后。9.4　腹部损伤1)肝部分切除术后;2)脾部分切除术后;3)外伤性胰腺假性囊肿术后;4)一侧肾部分切除术后;5)胃部分切除术后;6)肠部分切除术后;7)胆道损伤胆管外引流术后;8)胆囊切除术后;9)肠梗阻反复发作;10)膈肌修补术后遗留功能障碍(如膈肌麻痹或者膈疝)。9.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膀胱部分切除术后;2)输尿管狭窄成形术后;3)输尿管狭窄行腔内扩张术或者腔内支架置入术后;4)一侧卵巢缺失或者丧失功能;5)一侧输卵管缺失或者丧失功能;6)子宫部分切除术后;7)一侧附睾缺失;8)一侧输精管损伤难以修复;9)尿道狭窄(轻度);10)肛管或者直肠损伤，排便功能轻度障碍或者肛门失禁(轻度)。9.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一椎体粉碎性骨折，椎管内骨性占位;2)一椎体并相应附件骨折，经手术治疗后;二椎体压缩性骨折;3)骨盆两处以上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严重畸形愈合;4)青少年四肢长骨骨骺粉碎性或者压缩性骨折;5)四肢任一大关节行关节假体置换术后;6)双上肢前臂旋转功能丧失均达75%;7)双上肢长度相差6.0cm以上;8)双下肢长度相差4.0cm以上;9)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50%以上;10)一踝关节功能丧失75%以上;11)一肢体各大关节功能丧失均达25%;12)双足拇趾功能丧失均达75%;一足5趾功能均完全丧失;13)双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14)双足足弓结构部分破坏;一足足弓结构完全破坏;15)手或者足功能丧失分值≥25分。9.7　体表及其他损伤1)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10%。 [2] 10十级10.1　颅脑、脊髓及周围神经损伤1)精神障碍或者轻度智能减退，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轻度受限;2)颅脑损伤后遗脑软化灶形成，伴有神经系统症状或者体征;3)一侧部分面瘫;4)嗅觉功能完全丧失;5)尿崩症(轻度);6)四肢重要神经损伤，遗留相应肌群肌力4级以下;7)影响阴茎勃起功能;8)开颅术后。10.2　头面部损伤1)面颅骨部分缺损或者畸形，影响面容;2)头皮瘢痕形成或者无毛发，面积达40.0cm2;3)面部条状瘢痕形成(宽度达0.2cm)，累计长度达6.0cm，其中至少3.0cm位于面部中心区;4)面部条状瘢痕形成，累计长度达10.0cm;5)面部块状瘢痕形成，单块面积达3.0cm2，或者多块累计面积达5.0cm2;6)面部片状细小瘢痕形成或者色素异常，累计面积达10.0cm2;7)一侧眼睑下垂，遮盖部分瞳孔;一侧眼睑轻度畸形;一侧睑球粘连影响眼球运动;8)一眼泪器损伤后遗溢泪;9)一眼眶骨折后遗眼球内陷2mm以上;10)复视或者斜视;11)一眼角膜斑翳或者血管翳，累及瞳孔区;一眼角膜移植术后;12)一眼外伤性青光眼，经手术治疗;一眼外伤性低眼压;13)一眼外伤后无虹膜;14)一眼外伤性白内障;一眼无晶体或者人工晶体植入术后;15)一眼中度视力损害;16)双眼视力≤0.5;17)一眼视野中度缺损，视野有效值≤48%(直径≤60°);18)一耳听力障碍≥61dB HL;19)双耳听力障碍≥41dB HL;20)一侧前庭平衡功能丧失，伴听力减退;21)耳廓缺损或者畸形，累计相当于一侧耳廓的30%;22)鼻尖或者鼻翼部分缺损深达软骨;23)唇外翻或者小口畸形;24)唇缺损或者畸形，致露齿;25)舌部分缺损;26)牙齿缺失或者折断7枚以上;牙槽骨部分缺损，合并牙齿缺失或者折断4枚以上;27)张口受限Ⅰ度;28)咽或者咽后区损伤影响吞咽功能。10.3　颈部及胸部损伤1)颏颈粘连畸形松解术后;2)颈前三角区瘢痕形成，累计面积达25.0cm2;3)一侧喉返神经损伤，影响功能;4)器质性声音嘶哑;5)食管修补术后;6)女性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者畸形;7)肋骨骨折6根以上，或者肋骨部分缺失2根以上;肋骨骨折4根以上并后遗2处畸形愈合;8)肺修补术后;9)呼吸困难(轻度)。10.4　腹部损伤1)腹壁疝，难以手术修补;2)肝、脾或者胰腺修补术后;3)胃、肠或者胆道修补术后;4)膈肌修补术后。10.5　盆部及会阴部损伤1)肾、输尿管或者膀胱修补术后;2)子宫或者卵巢修补术后;3)外阴或者阴道修补术后;4)睾丸破裂修补术后;5)一侧输精管破裂修复术后;6)尿道修补术后;7)会阴部瘢痕挛缩，肛管狭窄;8)阴茎头部分缺失。10.6　脊柱、骨盆及四肢损伤1)枢椎齿状突骨折，影响功能;2)一椎体压缩性骨折(压缩程度达1/3)或者粉碎性骨折;一椎体骨折经手术治疗后;3)四处以上横突、棘突或者椎弓根骨折，影响功能;4)骨盆两处以上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5)一侧髌骨切除;6)一侧膝关节交叉韧带、半月板伴侧副韧带撕裂伤经手术治疗后，影响功能;7)青少年四肢长骨骨折累及骨骺;8)一上肢前臂旋转功能丧失75%以上;9)双上肢长度相差4.0cm以上;10)双下肢长度相差2.0cm以上;11)四肢任一大关节(踝关节除外)功能丧失25%以上;12)一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13)下肢任一大关节骨折后遗创伤性关节炎;14)肢体重要血管循环障碍，影响功能;15)一手小指完全缺失并第5掌骨部分缺损;16)一足拇趾功能丧失75%以上;一足5趾功能丧失均达50%;双足拇趾功能丧失均达50%;双足除拇趾外任何4趾功能均完全丧失;17)一足跟骨粉碎性骨折畸形愈合;18)一足足弓结构部分破坏;19)手或者足功能丧失分值≥10分。10.7　体表及其他损伤1)手部皮肤瘢痕形成或者植皮术后，范围达一手掌面积50%;2)皮肤瘢痕形成达体表面积4%;3)皮肤创面长期不愈超过1年，范围达体表面积1%。 [2] 　附则6.1　遇有本标准致残程度分级系列中未列入的致残情形，可根据残疾的实际情况，依据本标准附录A的规定，并比照最相似等级的条款，确定其致残程度等级。6.2　同一部位和性质的残疾，不应采用本标准条款两条以上或者同一条款两次以上进行鉴定。6.3　本标准中四肢大关节是指肩、肘、腕、髋、膝、踝等六大关节。6.4　本标准中牙齿折断是指冠折1/2以上，或者牙齿部分缺失致牙髓腔暴露。6.5　移植、再植或者再造成活组织器官的损伤应根据实际后遗功能障碍程度参照相应分级条款进行致残程度等级鉴定。6.6　永久性植入式假体(如颅骨修补材料、种植牙、人工支架等)损坏引起的功能障碍可参照相应分级条款进行致残程度等级鉴定。6.7　本标准中四肢重要神经是指臂丛及其分支神经(包括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和肌皮神经等)和腰骶丛及其分支神经(包括坐骨神经、腓总神经和胫神经等)。6.8　本标准中四肢重要血管是指与四肢重要神经伴行的同名动、静脉。6.9　精神分裂症或者心境障碍等内源性疾病不是外界致伤因素直接作用所致，不宜作为致残程度等级鉴定的依据，但应对外界致伤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6.10　本标准所指未成年人是指年龄未满18周岁者。6.11　本标准中涉及面部瘢痕致残程度需测量长度或者面积的数值时，0～6周岁者按标准规定值50%计，7～14周岁者按80%计。6.12　本标准中凡涉及数量、部位规定时，注明"以上"、"以下"者，均包含本数(有特别说明的除外)。

（2022最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对原司法解释中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处罚标准进行修改完善，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2019年出台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解释》自施行以来，公检法机关严格依照刑法和《解释》有关规定，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刑法条文作出重大修改，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表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司法实践，《解释》迫切需要修改完善，并对有关定罪量刑标准进行适当调整，进一步明确有关法律适用争议问题。《解释》原条文共九条，修改后《解释》共十五条，重点修改完善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进一步修改完善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要件和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罚金数额标准，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竞合处罚原则，明确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内容。修改后《解释》保留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四个特征要件不变，即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结合司法新实践和犯罪新形式，增加网络借贷、虚拟币交易、融资租赁等新型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方式，同时针对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突出问题，增加“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情形，为依法惩治P2P、虚拟币交易、养老领域等非法集资犯罪提供依据。修改后《解释》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区分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处罚标准，适当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标准。同时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积极退赃退赔情节的适用，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适用《解释》中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2月23日法释〔2022〕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刑法修改和司法实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以下简称《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第二项修改为：“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二、将第二条第八项修改为：“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第九项修改为：“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增加一项作为第十项：“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原第十项、第十一项改为第十一项、第十二项。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七、将原第四条改为第七条。　　八、将原第五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十、将原第六条改为第十条。　　十一、将原第七条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将原第八条改为第十二条，并将原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十五、将原第九条改为第十五条。 本决定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对《解释》作相应修改并调整条文顺序后，重新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许可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信息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第二条 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第三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万元以上，同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曾因非法集资受过刑事追究的；　　（二）二年内曾因非法集资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第四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第五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一）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0人以上的；　　（三）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50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50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第六条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退赔，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后退赃退赔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在提起公诉前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第七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第八条 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第九条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　　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金；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十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第十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第十二条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证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十三条 通过传销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同时又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十四条 单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第十五条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法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为指导各级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好民法典，充分发挥总则编在民法典中统领全局的作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总则编司法解释），由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全体会议通过，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总则编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实施民法典，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的重要规范性文件。这部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相关案件、统一裁判标准、确保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实现高质量司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始自2020年6月开展的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中对《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条文的逐一梳理。起草过程中，先后召开20余次调研论证会，系统征求了全国各高院、有关中央单位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意见，3次书面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得到了有力指导和帮助。总则编司法解释的起草，严格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的要求，始终坚持广泛听取意见，确保条文内容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经得起检验。一是紧扣立法本意。充分尊重、全部采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意见。二是突出强基导向、实践导向。7次法院系统研讨会有5次是在中、基层人民法院召开，听取200余名一线审判业务专家意见。三是注重吸收学术成果。4次专家论证会涵盖老中青三代民法学者代表，累计200余人次参与论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有关专家参加起草论证工作，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总则编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确保民法典与旧法的有序衔接。民法典施行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废止，最高人民法院相应废止了《民法通则意见》《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等司法解释。但这些司法解释中仍有不少条文与民法典一致，在审判实践中仍有重要指导价值，有必要予以保留并梳理整合，以免出现法律衔接适用空档，影响民法典实施。二是系统梳理人民法院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智慧。民法典采取编纂式立法技术，大多数条文是对原有法律的承继。人民法院在适用这些法律规定处理民事纠纷时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有必要将此一并纳入，以更好地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的目的。比如，关于表见代理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作了细化规定，历经十余年的审判实践检验，有必要吸收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中。基于同样考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一些规定精神也被吸收到这部司法解释中。三是回应《民法总则》施行后亟待明确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民法典总则编的绝大多数规定源自《民法总则》，已实施了四年多。其间，人民法院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也发现了一些亟待统一规范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特别是，民法典总则编凝练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集中体现了民法典严谨逻辑体系中“总”的特点和规律，这就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体系化思维，准确把握民法典总则编与各分编、民法典与其他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之间的适用逻辑关系。上述三个方面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统一民事案件裁判尺度，更好地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民法典权威。总则编司法解释共39条，分为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附则9个部分。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理念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细化习惯的适用规则、监护制度、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制度规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彰显民法典强调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特别是细化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见义勇为的制度规则，进一步在“扶不扶”“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为不为”“管不管”等问题上亮明态度，坚决防止“和稀泥”，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二是内容上突出强调权利保护。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自然人的权利保护置于中心位置，从保护未成年人、胎儿利益，规范权利的行使，平衡失踪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司法立场。三是形式上体现小而精的起草思路。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审判执行需求为出发点、以准确理解和适用民法典为原则，不追求大而全的体系，不追求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聚焦总则编适用中审判实践亟待解决、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基础，且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问题明确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1年12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2月24日法释〔2022〕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1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第二条 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　　适用习惯，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条 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等有关规定处理。　　二、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　　三、监护　　第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　　第七条 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第八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九条 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　　（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　　（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　　（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　　（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第十条 有关当事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指定，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认为指定不当，依法判决撤销指定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变更监护关系处理。　　第十一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监护人、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就监护人是否有民法典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应当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发生争议，申请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裁判。　　第十三条 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将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案件时，下列人员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　　（三）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除外。　　第十五条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　　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死亡案件时，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二）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七条 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的期间适用民法典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五、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八条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但是实施的行为本身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九条 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第二十条 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适用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欺诈。　　第二十二条 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惧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第二十三条 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 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六、代理　　第二十五条 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况。　　第二十七条 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由行为人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第二十九条 法定代理人、被代理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向相对人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确认其追认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　　七、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针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人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正当防卫。　　第三十一条 对于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在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部分责任;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请求正当防卫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施侵害行为的人不能证明防卫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仅以正当防卫人采取的反击方式和强度与不法侵害不相当为由主张防卫过当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第三十三条 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八、诉讼时效　　第三十五条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原法定代理人损害，且在取得、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在原法定代理终止并确定新的法定代理人后，相应民事主体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有关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本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第三十八条 诉讼时效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后，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出现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中断事由，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等提出履行请求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　　九、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解释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 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2〕11号，以下简称《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是人民法院审理和执行民事案件的基本程序法律依据。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司法确认程序、简易程序及小额诉讼的程序、独任制程序、在线诉讼及送达规则等进行了修改并新增7个条文，整体条文顺序发生了变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与新民事诉讼法出现了不一致，相关条文表述也亟待调整。为切实做好新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202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民诉法解释》修改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有力指导下，经过在上海、南通两地法院调研、征求专家学者和院内相关部门意见，形成了《决定》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决定》立足审判工作实际，坚持需求导向，严格对照新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民诉法解释》条文序号和条文表述进行适应性修改，共计16个条文。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修改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案件延长审限的条件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修改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同时将简易程序案件的最长审限由六个月修改为四个月。二是修改程序转换和程序异议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将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条件由“案情复杂”修改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为下一步细化程序转换标准预留空间。同时，明确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裁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三是修改简便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四是修改小额诉讼案件的相关规定。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删除《民诉法解释》原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关于具体适用和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类型的规定；调整海事、海商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标的额标准，并允许当事人依法合意选择适用。五是修改司法确认案件共同管辖的相关规定。对照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管辖规则的规定，对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的司法确认案件管辖问题进行适应性修改。六是调整所引用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和司法解释自身的条文顺序。这是审判实践亟需解决的技术操作问题。考虑到本次修改需要调整所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多达200余处，加之司法解释自身条文顺序也需要调整，《决定》坚持精简原则，通过两个条文对《民诉法解释》引用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民诉法解释》本身的条文顺序进行统一修改。《决定》发布的同时，一并公布新《民诉法解释》文本，便于各级人民法院准确引用司法解释相应条文。此外，《决定》还对个别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如将第九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中的“抚育费”改为“抚养费”，确保《民诉法解释》与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保持一致。《民诉法解释》需要根据新民事诉讼法进一步修改完善的其他内容，我们将加强对审判实践的调研，广泛征求意见，适时稳步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已于2022年3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4月1日 法释〔2022〕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决定（2022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6次会议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修改为：“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几个被告住所地不在同一辖区的，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将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发回重审的案件，在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又进入第二审程序的，原第二审程序中审判人员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三、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所称的审判人员，包括参与本案审理的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　　四、将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　　五、将第二百一十八条修改为：“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者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六、将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四个月。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　　“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　　七、将第二百六十一条修改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诉讼文书。　　“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法院不得缺席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八、将第二百六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转为普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审判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　　“转为普通程序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九、将第二百七十三条修改为：“海事法院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的程序审理海事、海商案件。案件标的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　　十、删除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七十五条。　　十一、将第二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七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裁定以口头方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　　十二、将第三百四十九条改为第三百四十七条，修改为：“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提出该当事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十三、将第三百五十三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代理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提出申请。”　　十四、将第三百五十四条改为第三百五十二条，修改为：“调解组织自行开展的调解，有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的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十五、条文中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序号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作相应调整。　　十六、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22年4月10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