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共享，北京市率先推出律师在线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 为持续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坚持改革创新，正式推出“律师在线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服务，实现在线核验法律文书及律师身份，进一步减少申请人跑动次数和精简办事材料，提高律师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便利度。 一、减材料在以往操作中，律师查询需要出具律师执业证、身份证、调查令、单位介绍信，如果一不小心忘带了律师证、调查令，则无法查询。现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高院、市司法局打通共享路径，律师查询时提供法院调查令编号、律师执业证号，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可在线核验相关信息，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新体验，提高了司法效率。二、拓途径此前，律师必须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才能进行查询，现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拓宽办理渠道，律师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查询并获取不动产登记信息，“一趟也不用跑”，既省时省力，又能有效防范疫情风险。三、保安全在本市注册执业的律师，依据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调查令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均可享受改革新政。操作方式也非常便利和安全，律师登录“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务平台”，经人脸识别实名认证后提出查询申请，确保查询主体真实可信；查询申请提交后，在线核验调查令及律师身份，确保查询依据安全可靠；领取查询结果时，律师需通过人脸识别认证方可下载，确保查询结果安全送达。通过事前、事中、事后三重保障，有效维护了企业群众信息隐私安全，实现了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条件不降”“安全不减”。

小区地面车位到底归谁所有 案件简介　　原告房地产公司是该小区的建设单位。2014年10月，房地产公司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具体内容为建筑住宅楼4幢、地下一层地上七层。　　原告房地产公司诉称，小区建成后，59个地上车位和植草砖车位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测绘中心等部门验收合格。原告认为这59个车位是通过竞标出让土地后开发建设，应归属于原告。此外，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买受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对建筑区划内车位问题作出约定，即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地上及地下车位使用权、车库使用权、车棚使用权属于出卖人。　　被告小区业委会辩称，本案中的地面停车位仅是利用了小区公共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依照行政规划建设的物业附属设施，属于业主共有的土地使用权范畴，其权益应当属于全体小区业主，原告无权主张相应权利。另查明，涉案59个地上车位面积均未计入建筑面积，均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2021年2月2日，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7月22日，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图片图片法官说法　　一、关于小区规划内车位车库与非规划内车位权属区别　　车位、车库是小区业主共同生活的辅助设施，属于小区的配套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对车位、车库的权利归属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沿用前述规定，即：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规划内车位车库是建筑单位在开始建造之初经规划部门批准，并于建造完成后可以办理产权登记的车位。这种车位具有独立性、可分性，建设单位可以通过出售、附赠或出租等书面合同方式，对车位、车库所有权的归属作出明确约定。非规划内车位是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车形成的车位，没有在最初批准的项目建设规划中，所占用的道路或者场地属于业主共有财产，维护费用作为公摊费用由全体业主承担，后续改扩建车位也应由业主共有。　　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张的59个地面车位，虽在小区建造之初经过规划设计，但这是为了满足全体业主日常生活及公共使用需要而保障设置的规定数量或比例的停车设施，规划的初衷并非让开发商以出卖等方式获利。且这59个车位未计入建筑面积，不能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地上车位有别于地下车位，未形成新的使用空间，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无额外成本投入，实质上是占用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应认定属于业主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不能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进行处分。　　二、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根据法律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没有对格式条款进行提示说明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本案中，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四条关于地上车位的约定内容属于对买受方合理享受业主主要权利的排除，条款字体与其他条款并无区别，且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条款尽到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该格式条款无效。　　三、关于人防车位的权属和收益问题　　人防车位，是平时可以用于停放车辆的人防工程。由国家投资单独修建的地下防空建筑属于国家所有。由社会投资者投资并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人防车位（即结建人防车位）的所有权归属，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当前，新建民用建筑时，开发商必须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建人防工程，这是开发商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因此，结建人防车位的所有权仍应归属于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一般认为，此处的投资者应为投资建设该人防车位的建设单位，即开发商。　　据此，开发商作为人防车位的建设单位，在平时对其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根据物权法规定，这种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范畴。人防车位使用权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即开发商应当在人防工程部门办理备案登记等手续。　　需要说明的是，若开发商与买受人签署《人防车位租赁协议》的，因开发商对人防车位仅有使用权和收益权，该协议性质上只是租赁合同性质，当租赁期限超过二十年后，双方得续签。

疫情期间，男子假借代购、配送生活物资之名实施诈骗，法院判了！ 5月20日下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杨浦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疫情诈骗案件，当庭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本案由上海杨浦法院院长王朝晖担任审判长，适用“互联网在线庭审”+“庭审记录改革”无人记录模式进行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康强通过在线庭审方式支持公诉。案情回顾2022年4月8日、9日，被告人吴某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其居住小区被封控管理的情况下，通过“抖音”智能手机软件发布可以配送生活物资的短视频，吸引被害人添加微信好友，谎称自己有能力代购并配送蔬菜等生活物资。在十余名被害人使用微信、支付宝向其支付钱款共计人民币6000余元后，被告人吴某某将被害人拉黑或不予回复。被告人吴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陆续向部分被害人退赔人民币3883元（其中人民币254元系案发前退赔）。审理期间，吴某某又退出剩余全部违法所得。法院裁判上海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在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危害性更大，应依法予以惩处。鉴于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退出全部违法所得，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合吴某某在疫情期间实施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影响等，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扣押在案的涉案手机予以没收，在案违法所得将于裁判生效后发还被害人。上海杨浦法院将继续从严从快审理妨害疫情防控的刑事案件，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司法保障。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文字：赵静 | 图片：秦小月 | 编辑：段茜茜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最高人民法院 2022-05-30 10:00 发表于北京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6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9条关于未成年人隐私和信息保护的规定，切实解决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和相关记录管理不当导致信息泄露，影响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等问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会签下发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制定《实施办法》的必要性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由于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对封存的主体、封存的具体内容和程序以及查询的主体、内容、程序等把握不一，导致该制度在落实中出现封存管理失范，相关部门监管失序等问题。如一些企业违法提供、出售、使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致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泄露等。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议、提案。为此，2021年6月，我们就此项制度落实情况开展了专项调研。通过调研发现，绝大多数省份都存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未封或者违规查询导致泄露信息的案事件，造成涉案未成年人在考试、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遭遇歧视，很多涉案未成年人因无法正常工作生活而无奈走上信访维权道路。据司法机关统计，2017年4月至2022年4月，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80855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157962人，共计238817人，如果这么大一批罪错未成年人因犯罪记录失密造成就业难、入学难，可能会再次滑向犯罪深渊，使办案环节教育、感化、挽救的全部努力归零，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在国家层面统一细化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统一认识，规范工作程序，促进公、检、法、司等各部门之间的衔接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涉案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效果，经反复讨论、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实施办法》。二、关于《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实施办法》全文共计26条，涵盖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定义及范围、封存情形、封存主体及程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提供查询服务的主体及程序、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果、保密义务及相关责任等内容，基本上解决了目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讲：（一）封存内容力求全面。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应封尽封”。一是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中的材料，在诉讼终结前一律加密保存、不得公开；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相关部门应当主动对自己掌握的未成年人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后未封存的成年人卷宗封皮应当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二是对于未成年人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也应当依法封存。三是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也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信息予以保密。四是对于2012年12月31日以前办结的案件符合犯罪记录或者相关记录封存条件的，也应当予以封存。（二）封存措施力求有效。一是对所有的案件材料，应当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加密处理，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除了纸质卷宗、档案材料等实质化封存外，特别强调电子数据也应当同步封存、加密、单独管理，并设置严格的查询权限。二是规定了封存的案件材料不得向任何平台提供或者授权相关平台对接，不得授权网络平台通过联网直接查询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三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均负有在所负责的诉讼环节告知知悉未成年人涉案信息的人员相关未成年人隐私、信息保护规定的义务，以及规定了不履行该义务的法律责任。四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后，非因法定情况，不得解封，但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三）查询程序力求严格。一是进一步明确了查询主体。依法严格限制了单位查询主体，没有国家规定的，有关单位查询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不予许可。对于个人查询本人犯罪记录可以依申请受理。二是严格查询程序，明确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未成年人涉罪记录。对于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申请，认真审核申请理由、依据和目的，严格把关，及时答复。三是明确了出具证明的形式。即对于经查询，确实存在应当封存的犯罪记录，应当出具统一格式的、与完全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人员相同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后附统一格式。四是对于许可查询的，应当告知查询单位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查询目的和使用范围使用有关信息，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按规定使用所查询的记录或者违反规定泄露相关信息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五是规范了查询出口。为便于工作，《实施办法》中维持了目前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依职权分别提供犯罪记录查询服务的做法。（四）责任追究力求到位。一是明确了对信息不当泄漏的法律责任。第20条规定了承担犯罪记录封存、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信息工作的公职人员，不当泄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或者隐私、信息的，应当予以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个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二是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检察监督权。规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和隐私、信息保护的全过程纳入检察监督范围之内，相关部门在收到纠正意见后要及时审查和反馈。三、部门联动共同推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落到实处“徒法不足以自行”，下一步，我们将以《实施办法》为抓手，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和配合，共同抓好制度落实。一是持续加强宣传。促进相关部门和个人摒弃传统的报应主义思想，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全社会了解、支持该制度的落实，保证轻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二是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切实增强相关职责部门和人员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性，充分掌握和正确执行此项制度。三是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争议问题及前沿性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论证，科学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以及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适时修改完善《实施办法》，最大限度发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价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抓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严格落实各部门责任，努力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落实好，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每一个犯错的孩子，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等合法权益，更好地帮助罪错未成年人受到平等对待，顺利回归社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 2022年5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一条 为了贯彻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员情况的客观记载。应当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及刑事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与电子档案信息。第三条 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以及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封存。 第四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依法予以封存。对在年满十八周岁前后实施数个行为，构成一罪或者一并处理的数罪，主要犯罪行为是在年满十八岁周岁前实施的，被判处或者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对全案依法予以封存。第五条 对于分案办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封存未成年人案卷材料和信息的同时，应当在未封存的成年人卷宗封面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等明显标识，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对于未分案办理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全案卷宗封面标注“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等明显标识，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第六条 其他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案件，因办案需要使用了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信息的，应当在相关卷宗封面标明“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采取必要保密措施。第七条 未成年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的案件，应当对涉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不予封存或者解除封存的，经人民法院同意，可以不予封存或者解除封存。第八条 犯罪记录封存决定机关在作出案件处理决定时，应当同时向案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释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告知其相关权利义务。第九条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应当贯彻及时、有效的原则。对于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免除犯罪记录的报告义务。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因涉嫌再次犯罪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应当主动、如实地供述其犯罪记录情况，不得回避、隐瞒。第十条 对于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对于电子信息系统中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应当加设封存标记，未经法定查询程序，不得进行信息查询、共享及复用。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数据不得向外部平台提供或对接。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生效后，应当将刑事裁判文书、《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及时送达被告人，并同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收到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日内统筹相关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起诉后，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及时送达被不起诉人，并同时送达同级公安机关，同级公安机关收到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日内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第十三条 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执行地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刑事执行完毕后三日内将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各自职权范围内有关犯罪记录的封存、查询工作。第十五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本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申请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受理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第十六条 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犯罪记录的，应当向封存犯罪记录的司法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列明查询理由、依据和使用范围等，查询人员应当出示单位公函和身份证明等材料。经审核符合查询条件的，受理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许可查询的，查询后，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登记相关查询情况，并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将有关申请、审批材料、保密承诺书等一同存入卷宗归档保存。依法不许可查询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查询单位出具不许可查询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司法机关为办理案件、开展重新犯罪预防工作需要申请查询的，封存机关可以依法允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相关案卷材料和电子信息。对司法机关以外的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申请查询的，可以根据查询的用途、目的与实际需要告知被查询对象是否受过刑事处罚、被判处的罪名、刑期等信息，必要时，可以提供相关法律文书复印件。第十七条 对于许可查询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应当告知查询犯罪记录的单位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查询目的和使用范围使用有关信息，严格遵守保密义务，并要求其签署保密承诺书。不按规定使用所查询的犯罪记录或者违反规定泄露相关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工作原因获知未成年人封存信息的司法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等单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社会调查员、合适成年人等，应当做好保密工作，不得泄露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资料。违反法律规定披露被封存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第十八条 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封存机关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一）在未成年时实施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年有期徒刑的；（二）发现未成年时实施的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年有期徒刑的；（三）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第十九条 符合解除封存条件的案件，自解除封存条件成立之日起，不再受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相关规定的限制。第二十条 承担犯罪记录封存以及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信息工作的公职人员，不当泄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或者隐私、信息的，应当予以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给国家、个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涉案未成年人应当封存的信息被不当公开，造成未成年人在就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未受到同等待遇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向相关机关、单位提出封存申请，或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进行法律监督。对犯罪记录应当封存而未封存，或者封存不当，或者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对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予以纠正。有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后及时审查处理。经审查无误的，应当向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经审查确实有误的，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措施与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二十三条 对于2012年12月31日以前办结的案件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予以封存。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本数。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负责解释。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2年5月30日起施行。附件：1. 无犯罪记录证明 2. 保密承诺书 附件1无犯罪记录证明×公/检/法/司（×）证字【 】××号经查，被查询人： ，国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在××××年××月××日至××××年××月××日期间），未发现有犯罪记录。业务编号及二维码 单位（盖章） ××××年××月××日 注：1．此证明书只反映出具证明时信息查询平台内的犯罪记录信息情况。2．如未注明查询时间范围，即查询全时段信息。3．此证明书自开具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附件2保密承诺书 ： 为了 （目的），根据 ，我（我们）受 委派，查询贵单位 卷宗。为保证该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被泄露，特作出以下承诺： 1．查询获得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仅用于以上事由，不超越范围使用。2．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除必需接触的人员外，不向任何个人和单位披露。3．对获取的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谨防信息泄露。违背以上承诺，造成后果的，愿意承担相应责任。承诺人： 单位： 年 月 日

浙江省2022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丧葬费、误工费等相关数据发布 浙江省2022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相关数据【浙江一般地区】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8487元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2193元3、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122309元4、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9228元【浙江宁波地区】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869元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5362元3、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111286元4、非私营和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分行业年平均工资：说明：1、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及宁波市统计局均已公布 2021年度居民收入及支出全部收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修正）的规定，2022年浙江一般地区（除宁波市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按照新标准68487元/年进行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照新标准42193元/年进行计算，浙江宁波地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均按照新标准73869元/年进行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照新标准45362元/年进行计算。2、根据浙江地区规定，即日起，浙江地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丧葬费按照2021年度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即61154.5元。3、根据浙江地区规定，如受害人无固定收入且无法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2021年度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误工费。4、根据浙江地区规定，如护理人员没有收入的，可以参照2021年度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护理费。5、其他数据目前仍沿用浙江省及宁波市统计局在2021年公布的相关数据，待统计部门公布最新数据后将及时进行更新。【关联规定】【侵权审判信箱】第3问：省统计局未公布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标准如何确定的问题（2021年8月23日）问：2021年6月17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浙江省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仅公布了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未公布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误工费、护理费、丧葬费应按照何种标准予以确定？答：经我院向省统计局函询，因今年统计方法改革，目前统计项目中已删除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统计部门未能提供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我庭对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的计算标准明确如下：（一）误工费：受害人无固定收入且无法证明最近三年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上一年度“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二）护理费：护理人员没有收入的，可以参照上一年度“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三）丧葬费：按照统一赔偿标准的工作思路，对死亡被侵权人的丧葬费应当按照上一年度“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不区分单位性质。本解答发布之日一审法庭标准尚未终结的案件适用上述标准。对于适用上述标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调整后的计算标准，当事人据此要求变更诉讼请求的，应予准许。浙江法院试点同命同价规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通知浙高法明传[2021]158号本省各级人民法院、宁波海事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试点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21)61号]要求，现就全省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通知如下：一、适用范围全省法院受理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二、适用标准1、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按照省、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省、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三、适用时间本通知发布后(含当日)发生的侵权行为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本通知。本通知施行后，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层报我院。特此通知人损赔偿司法解释关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2022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第十五条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十七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第十八条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第二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刑事审判参考》第130集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1.陈俊伟放火案（第1448号）裁判要旨：放火罪的认定应当在客观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放火的故意。在放火罪与以放火为手段实施的其他犯罪的区分时，应着重审查：（1）对象是否特定，如行为人以放火方法，侵害的是特定对象，并有意识地将损害限制在特定对象范围内，则不宜认定为放火罪；（2）危害是否具体，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3）后果是否可控，如果行为人实施放火行为，而将火势有效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没有危害也不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就不构成放火罪；（4）是否追求或放任后果发生，如果行为人的放火行为导致危害公共安全发生的概率很低，且被告人不追求、未放任该结果，则不构成放火的故意，不应认定为放火罪。2.孙惠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第1449号）裁判要旨：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1）从实施违法行为的地点进行分析；（2）从被告人的驾驶方式及行车速度进行分析；（3）从交通状况及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分析；（4）从危害后果分析。对于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指控的罪名不当，法院应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和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判决。3.王爱华、陈玉华交通肇事案（第145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违章驾驶车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在不能确定其逃离现场时被害人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但可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车主指使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主要责任，无论车主的行为对交通肇事的因果关系大小如何，均已符合交通肇事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在交通肇事发生后，车主指使驾驶人员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应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4.青岛瑞驰投资有限公司、栾钢先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第1451号）裁判要旨：从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来看，公司股权转让并不会直接导致作为公司独立财产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动。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构成要件上看，构成该罪既要具备“以牟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又要具备扰乱土地使用权正常流转秩序并达到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对于在证据上难以认定有主观牟利目的并侵害相应法益的，依法不构成该罪。从罪刑法定和保持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目前并无强制性规定禁止以转让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地产项目的转让，以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依据不足。从优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土地流转体制机制改革等国家土地政策的发展方向来看，不宜将以股权转让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入罪。5.王皓集资诈骗案（第1452号）裁判要旨：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起诉书非因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人民检察院出庭公诉人应当根据起诉书发表公诉意见，人民法院对出庭公诉人发表的与起诉书不一致的公诉意见应当区分情况处理。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基本内容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提交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决定书，人民检察院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起诉书为准，不得以公诉人当庭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意见为准。对起诉书笔误的补正，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诉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对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也可以由公诉人当庭补正，但应在庭审笔录中予以记录。对量刑建议的调整，应当坚持必要和简便原则，可以由公诉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公诉人当庭提出。6.徐云、桑林华等非法经营案（第1453号）裁判要旨：不能以产品系非法入境、制作张贴含有虚假内容的商品标签等行为，即推定系伪劣产品。5.叶得利、孙鹏辉故意杀人、孙鹏辉窝藏案（第1454号）裁判要旨：雇凶杀人案件中，应从雇凶者和受雇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着手，准确认定罪责最为严重者。具体来说，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雇凶者不仅提起犯意，还与受雇者共同直接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2）雇凶者虽没有直接实施犯罪，但参与了共同犯罪的策划，以其为主制定犯罪方案，组织、指挥受雇者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3）雇凶者雇佣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4）雇凶者雇佣多人作案，各受雇者作用地位基本相当，责任相对分散或者责任难以分清，雇凶者则应对全案负责，罪责最为严重；（5）受雇者要求退出犯罪、中止犯罪，雇凶者通过提高酬劳等方式坚定受雇者犯罪意志的，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6）雇凶者仅笼统提出犯意，没有参与策划犯罪，没有实施组织、指挥行为，也没有实行行为的，受雇者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7）受雇者明显超出雇凶者授意范围实施犯罪，因行为过限造成更严重后果，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8）雇凶者撤回犯意，要求受雇者停止犯罪，受雇者仍然坚持实施犯罪行为，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决定对雇凶者是否适用死刑时应以案中情节为主兼顾案外情节。有违社会道德的感情纠纷不能作为从宽事由；受雇者被“反杀”应纳入对雇凶者的量刑评价；坦白、立功情节一般的可以不予从宽；赔偿并获得谅解并不绝对排除死刑的适用。6.赵迎锋故意杀人案（第1455号）裁判要旨：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以及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属于“送亲投案”，可以认定为自首。亲友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与捆绑犯罪嫌疑人归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但犯罪嫌疑人缺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接受审查这个核心要件，不能视为自动投案。“现场待捕”型自首中的“现场”，应指犯罪现场而非其他场所。在此基础上，认定现场的具体范围根据个案情况而有所不同，但范围不宜过大。且犯罪嫌疑人没有藏匿等行为，侦查人员到达犯罪现场后即可发现，或者通过简单排查、走访、询问便能找到犯罪嫌疑人，方可视为在“现场等待”。自杀行为并不是自动投案的必然排除要件，即使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曾试图自杀，但只要其之后重新愿意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并主动投案的，仍可以被认定为自动投案。7.石龙回故意伤害案（第1456号）裁判要旨：在互相打斗过程中，一方为了使前来劝阻的妻子免受不法侵害，造成另一方死亡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防卫性质。如其防卫手段明显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8.李某破坏军婚案（第1457号）裁判要旨：对破坏军婚罪中“同居”的认定，在遵循刑法形式解释的同时，更应遵循对本罪实质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对军人婚姻产生实质破坏的否定评价。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应是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行为。在判断共同居住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时，也不应将同居的时间长短作为唯一的认定标准，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双方同居时间的长短、同居关系稳定程度，以及同居频率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长期通奸关系保持一年以上，时间相对持续、地点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经济上、生活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已具备同居的实质内容，对于婚姻尤其是军婚的破坏程度无异于同居，其实质已属于同居。9.李瑞华盗窃案（第1458号）裁判要旨：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使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产生疑问的，应当启动合法性调查程序。具体而言，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线索包括了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细节信息，并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了详细描述，且该种非法取证行为存在发生的可能性，亦有查实的现实性，应当认定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的线索具有具体的指向性，能够使法庭对被告人相关供述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公诉机关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依法对被告人因非法取证而作出的供述及受该非法取证行为影响而作出的重复性供述予以排除。被害人在指认前的询问笔录中清晰描述出物品的特征，且与实物照片相一致的，可采纳作为定案证据。10.吴冰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第1459号）裁判要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本质在于损害了信息系统的功能。本罪中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删除、修改、增加”，必须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达到损害的程度，而且该程度是持续性的。行为人利用相关插件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并非法充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充值程序造成破坏，但该行为并未妨害其他游戏用户的正常充值，不能因此就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所指数据，并不需要早已存储在信息系统之中，也可以是系统根据设定即时生成的，故行为人利用系统漏洞非法获取游戏币，可以认定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11.董元寻衅滋事案（第1460号）裁判要旨：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但在新罪判决前缓刑已被撤销的，新罪判决仍应援引刑法第七十七条。12.陈枝滨等人开设赌场案（第1461号）裁判要旨：在认定抽奖式销售行为性质时，应当着重从抽奖式销售行为的实质、网络平台运营管理的性质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三个方面进行审查。（1）审查抽奖式销售行为的实质，首先看抽奖式销售是否真实，如行为人以抽奖式销售为名，通过操控中奖结果、虚假抽奖等方式骗取参与人财物，应考虑构成诈骗罪；相反，如属真实抽奖式销售，则可能涉及赌博类犯罪。其次，看抽奖式销售是否为主要经营内容及营利手段，如果纯粹或者主要以抽奖式销售为经营内容，且主要依靠无实物销售的折价、抽成等方式营利，应认定为赌博类犯罪；相反，如果抽奖式销售仅服务于正常商品销售经营，则不宜作为犯罪处理。（2）审查网络平台运营管理的性质，对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上提供较稳定场所（包括网站、微信群等）组织用户参与赌博，并对“场所”持续管理、运营、维护的行为，应认定为开设赌场。仅借助网络平台或者其他网络手段，在较小范围内召集人员参与较为隐秘的短期赌博的行为，可考虑定性为聚众赌博型的赌博罪。（3）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构成赌博类犯罪，涉案行为人应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应明知其使用的经营模式涉嫌或者可能涉嫌违规甚至违法。在涉及多层级人员参与网站或企业运营的案件中，对参与网站或企业运营的人员是否构成共犯，应重点审查其主观故意，即对经营行为实质是否知情。对部分仅参与经营某些环节，且确有证据证实对经营行为的营利方式、违规性质等均不知情的人员，不应以犯罪处理。13.肖应文、李秋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62号）裁判要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不仅指生效的判决、裁定确定的执行内容终局性、永久性无法执行，也包括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导致执行措施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形。14.董传桥、张锁等十九人污染环境案（第1463号）裁判要旨：两名以上被告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化学反应造成危害后果的，构成重叠的因果关系，即两个条件单独都不能导致结果发生，但都对结果发生起重要作用，相互之间没有意思联络，结合在一起同时起作用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此时，两个条件都与结果有因果关系。15.王甲受贿案（第1464号）裁判要旨：在普通行贿、受贿案件中，无论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之间的时间线被拉得再长，甚至是行贿、受贿双方约定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办事”、退休后收钱，谋利与收钱之间的对应关系仍是不言自明的，一般不需要特别证明。但当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时，则需要进一步证明。如谋利与收受财物一事之间的对应关系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则不应认定为受贿事实。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于上述主管、负责、隶属、制约关系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直接下属，而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的规定、政策的影响、实践中的惯例、国情形成的制度安排等具体认定，不宜掌握过严。受贿案件中的涉案财物处理，把握的原则是不能使犯罪人从违法犯罪中获利，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应当一并追缴。对于查扣在案的财物，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第一，对于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第二，对于受贿款的增值部分应当一并追缴（对于房屋购买资金来源既有受贿款项，又有被告人及其家属合法收入的，应当追缴房屋价值中受贿款项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第三，对于财物贬值的，被告人以其他财物折抵，可以允许，并视情作为被告人积极退赃的一种表现；第四，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的，可以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进行折抵；第五，对于其他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应当依法返还给被告人及其亲属。

《刑事审判参考》2021年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来源：刑事法譚 整理：刑事法譚 2021年度的《刑事审判参考》共有5辑（第124-128辑），其中第126辑系“《刑事诉讼法解释》专辑”，刊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并附随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刑事诉讼中基本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第124、125、127、128辑收录有第1364号至1433号指导案例。年终岁尾，我们将上述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予以汇总，呈现给各位读者。 【第124辑】1.汪庆樟交通肇事案（第136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滞留现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因其不救助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发生第二次事故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2.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第1365号）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两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行为人到案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其他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当时并未捕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如行为人带领侦查人员到同案犯在犯罪后的租住地，并进行现场指认，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已经完成，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现场抓获，但此后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因此行为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已经节省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应当认为立功。3.李二胜故意杀人案（第1366号）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在审查证据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审查判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实、可信，翻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2）审查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能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尸体检验意见、尸体照片等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进行比对审查，查看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做出合理解释，进而判断综合全案证据，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4.朱晓东故意杀人案（第1367号）裁判要旨：被告人虽予否认预谋杀人，但其本人具有预谋杀人的动机，且有证据证明其在案发之前进行相关犯罪准备，实施犯罪行为后并无惊愕、恐慌、懊悔、愧疚和积极补救行为，反而实施转移财产、肆意玩乐等行为，且被告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系预谋杀人。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对于被告人既有从宽处罚情节又有从严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节最终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例如：被告人是否为预谋杀人，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犯罪以后是否实施了足以代表其并无悔罪表现的恶劣行径，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背景及价值，被害方的诉请等。5.余正希故意伤害案（第1368号）裁判要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者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1）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2）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4）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6.高某某故意伤害案（第1369号）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该修正案实施之前已经判决并生效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根据故意犯罪的动机、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并结合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悔罪表现等，综合作出判断。对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决定不执行死刑的，不需要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决定执行死刑的，则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岳德分盗窃案（第1370号）裁判要旨：《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漏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人民法院在将前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8.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第137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本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该行为依法可以构成诈骗罪。“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9.黄金章诈骗案（第1372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准确区分，一般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三个方面予以界分：首先是欺骗内容。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最后是欺骗结果，也可以从主观上理解为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行为中，当事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合同利益；诈骗犯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对方的行为，是为了犯罪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10.阚莹诈骗案（第1373号）裁判要旨：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11.戴颖、蒯军寻衅滋事案（第1374号）裁判要旨：无论是根据《宪法》还是《刑法》有关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实践中，要注意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于其中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2.胡群光妨害作证、王荣炎帮助伪造证据案（第1375号）裁判要旨：“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不同于在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但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者民事诉讼过程中，有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等行为的，可以分别相应地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13.高云虚假诉讼案（第1376号）裁判要旨：在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应当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篡改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进而以虚假诉讼罪论处。在民事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中，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区分不同原告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14.胡文新、黎维军虚假诉讼案（第1377号）裁判要旨：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15.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单国强虚假诉讼案（第1378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侵害，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主体条件。第二，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证据条件。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控告被告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条件。16.万春禄虚假诉讼案（第1379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行为方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捏造事实并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以行为造成犯罪构成要件预定的后果为既遂标准。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行为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之一，即可构成本罪的既遂，此处的“司法秩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的正常司法活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后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裁判，或者大量占用司法资源、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等两个方面。17.张崇光、张崇荣虚假诉讼案（第138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交付审判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准确选择所适用的罪名。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虚假诉讼行为过程中如伴随有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等行为，可以相应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但根据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处所称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轻，而非被告人可能实际被判处的刑罚较轻。18.张伟民虚假诉讼案（第1381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客观危害后果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应当坚持谦抑性原则，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对虚假诉讼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直接按照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即可。19.侯春英非法行医案（第1382号）裁判要旨：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在诊所负责人默许的情况下长期独立从事医疗活动，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罪。20.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83号）裁判要旨：对于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21.孙德柱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第138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并收取毒品费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22.齐先贺贩卖、运输毒品案（第1385号）裁判要旨：毒品代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品代购是指行为人受吸毒者委托无偿为吸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广义的毒品代购，既包括狭义的毒品代购，也包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以及介绍毒品买卖等情形。行为人与购毒者缺少共同犯罪故意、脱离居间介绍性质，实质地参与到毒品交易环节中，成为独立上家的，应当认定其为毒品犯罪的实行犯，而非共犯。23.王怀珍容留卖淫案（第1386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属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上述规定中的前半段“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后半段“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仅指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年内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而被判处刑罚的，不适用上述规定。该解释条款所称“一年内”的起算节点，应是行为发生时间，而非行政处罚时间。【第125辑】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第127辑】1.黄来珠交通肇事案（第1403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而且注重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尤其是过失犯罪案件，要找好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着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涉及社会敏感因素、复杂背景、隐藏着风险的案件，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切忌一味图快，简单化处理。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程序上未按认罪认罚模式从简处理的，不影响实体从宽处罚。2.程千发危险驾驶案（第1404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制度，增设速裁程序，旨在为轻罪案件处理提供一条“快车道”，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要用足用好速裁程序，通过繁简分流，全流程提速，节约出司法资源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倾斜。醉驾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3.雒法池、雒法高等故意伤害案（第1405号）裁判要旨：对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机会，有利于矛盾化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其多元价值，发挥其应有功能。4.马贺飞盗窃案（第1406号）裁判要旨：实践中，要把轻罪案件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既有利于及时惩治犯罪，又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教育矫治功能，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轻罪案件应用好用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要根据案件性质、刑罚轻重、案件难易以及被告人的选择，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其分流功能，避免程序空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能不捕的，不捕，减少羁押；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可不诉的，不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5.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07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发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机关不予调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确保案件及时审结，被告人能够获得迅速及时的审判，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能够及时得到恢复。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应严格限制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二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形式要灵活简便，避免因量刑建议调整造成速裁不速度、简易不简，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发挥，影响庭审实质化。6.段红安妨害公务案（第1408号）裁判要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反悔不再认罪。此时，由二审发回重审，目的是通过完整的一审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程序，查清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一关键事实。发回重审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对重新审理后法院所作判决享有的上诉权。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项规定，只有速裁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非速裁案件，即便是被告人反悔不认罪而上诉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并不排除重审后宣告无罪，案件回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控辩对抗”的原点。7.苏桂花开设赌场案（第1409号）裁判要旨：对于检察机关按认罪认罚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被告人是否真正具有认罪认罚情。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进行全面实质审查。人民法院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审查量刑建议适用的刑种是否适当；二要对拟宣告刑与量刑建议的刑期进行比较；三要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类案量刑平衡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四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一般案件的量刑进行比较。检察机关因一审法院未建议调整量刑建议而抗诉的，二审法院不应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8.于国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10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要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一味追求诉讼效率，错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9.张永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第1411号）裁判要旨：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10.杨灏然贩卖毒品案（第1412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二审终审制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因此否定一审对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发现量刑过重的，应当依法改判，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切实发挥二审的救济和纠错功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二审法院也要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仅因检察机关抗诉就一律加重被告人刑罚。11.吴春兰、鲁长学容留卖淫案（第1413号）裁判要旨：“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刑罚评价取向有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的可预测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必须结合认罪价值以及案件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12.王建受贿案（第1414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被告人当庭确认签署具结书系出于自愿，或者当庭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确无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以此否定“认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议，背后隐匿、转移财产，拒不退赃退赔、赔偿损失、履行财产刑，明显无真诚悔罪表现的，不应当认定为“认罚”。人民法院对于“认罚”情节的否定，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释明相应的法律后果。【第128辑】1.王明等销售假药案（第1415号）裁判要旨：为销售而购入、存储假药的行为，属于销售的实行行为，现场查获的假药应当计入销售金额。生产、销售假药罪存在犯罪未遂，本罪的既遂与否应以假药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如果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进行实质性的交易行为，则构成犯罪未遂。2.廖俊昭故意伤害案（第1416号）裁判要旨：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帮工人属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张金福盗窃案（第1417号）裁判要旨：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宜采用“贴身说”，即随身携带的财物是他人贴身放置在口袋中或者包中的财物。因此，行为人盗窃的财物并非失主的贴身财物，即使处在身体的近处，如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也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而只能是普通盗窃的对象。4.王斌盗窃案（第1418号）裁判要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5.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第141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仅窃取到部分财物时，应当针对既遂与未遂情形分别量刑，并从一重处；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处罚。6.刘楚荣、刘汉杰、刘立辉诈骗案（第1420号）裁判要旨：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时，应当以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利用的具体身份来认定其行为性质。村民委员会符合“单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作为立法解释，具有溯及力，一经通过，即应作为理解和适用刑法第三十条的依据，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整个施行期间，对于刑法施行以后和在该立法解释通过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均应适用该立法解释进行处理。7.何上候等人诈骗案（第1421号）裁判要旨：集团犯罪是指由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不同犯罪集团相关特征的显性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可以从组织性、人员数量、犯罪手段以及团伙意志等方面对集团犯罪进行分析。通过确立集团犯罪的成员均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将成员参与期间集团的犯罪数额作为认定成员犯罪数额的基础。对于中途退出的普通集团成员，原则上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对于中途退出的集团骨干成员，因为骨干成员的参与行为，其危害后果能够继续延伸，故除非其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其行为对犯罪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否则犯罪数额不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同时，为解决个别成员参与时间较短、犯罪数额畸高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参与时间明显较短的，可以认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尚未形成，一般不认定为犯罪；第二，对于未直接实施诈骗（如“公司”行政人员），或直接实施诈骗数额较小、行为较少的参与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王伟男诈骗案（第142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9.杨志诚、韦宁、何文剑诈骗案（第1423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权登记后抵押借款的，诈骗犯罪行为在行为人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时已经完成，抵押借款系诈骗行为完成之后的事后行为。因此，行为人所涉诈骗罪的金额应以骗取的房产价值为准。10.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24号）裁判要旨：如果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而没有后续的实行行为，可能不需以犯罪处理。如果对其犯罪预备不以犯罪处理，除非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撤销缓刑。但当行为人实施了后续的实行行为，即使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之后，或者行为人的预备行为本身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时，则应当撤销前罪所判处的缓刑，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11.罗建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425号）裁判要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五种方式：一是用于附带民事赔偿款的执行；二是作为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及追缴不能时责令退赔；三是用于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四是作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即犯罪工具的没收；五是作为违禁品的没收。以上五种处置方式根据各自作用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补偿性的刑法手段；第二是惩罚性的刑法手段；第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类的刑法手段。在涉黑恶刑事案件的财产处置时，人民法院应当把握从严处置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平衡处置原则。除此之外，也应坚持“民事优先”原则，补偿性的刑法手段优于惩罚性的刑法手段，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优于财产权益补偿。12.陈庆豪开设赌场案（第1426号）裁判要旨：二元期权的实质是创造风险供风险投资者进行投机，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上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前的对赌。因此，经营二元期权类交易网站，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1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第1427号）裁判要旨：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名胜古迹的性质、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定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中的“情节严重”。14.刘清江、朱文向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428号）裁判要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之前捡拾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卵、蛋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的核准过程中，对量刑适当但个别事实认定和罪名适用方面存在瑕疵的，可以在核准案件的同时在裁定书中依法纠正相关瑕疵。15.钟文福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香樟除了属于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之外，只有野生的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6.吴常文贪污案（第1430号）裁判要旨：科研经费具有明确的专属性，并非课题组的私有财产，课题组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的科研经费不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行为人通过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转入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公司，公司确有参与科研合作的，应从公司参与科研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公司实际为科研项目的支出情况、科研经费真实去向等方面，综合认定行为人对套取的科研经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7.吴仕宝受贿案（第1431号）裁判要旨：交易型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则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实践中在认定索贿情节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先提出的均构成索贿，但是索贿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率先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请托人表达了收取财物的意图；（2）索贿的本质是违背了行贿人的意愿，虽然不要求达到被胁迫、勒索的程度，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出行贿人是出于压力、无奈、不情愿才交付财物。（3）实践中可以根据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大小，受贿人提出的财物要求是否在请托人心理预期之内，请托人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等进行综合判断。18.寿永年受贿案（第1432号）裁判要旨：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中，判定房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应当以二者的差价绝对值作为基础，同时兼顾折扣率（差额比）的高低，综合判断购房价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另外，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以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房产构成受贿，客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主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交易房产获得的差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所致，而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19.卢高春滥用职权案（第1433号）裁判要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放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导致其他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进而造成行政违法行为人逃避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款流失的损害后果，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审判参考》120—128辑共137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整理：邓自华 来源：刑事法譚整理汇总每辑，法官隔壁在此基础上将120—128辑（自125开始由“集”变为“辑”）汇总在一起。转载仅供学习、交流、普法之用，向整理者表示感谢。第120集1.胡伦霞交通肇事案【第1297号】【裁判要旨】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人同样可以构成本罪。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事故责任的划分，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厘清。2.吴小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第1298号】【裁判要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不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之便获知与相对方交易机会的情况下，未向本公司汇报，剥夺本公司交易机会而据为己有，属于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即使该同类营业超出本公司法定经营范围，只要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亦不影响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性质认定。3.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第1299号】【裁判要旨】在合同诈骗案中，应当综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被告人为生产经营所作出的努力、钱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简单地因被告人有欺骗行为直接得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尤其是行为人资产负债问题并不突出，合同相对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损失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4.沈超故意杀人、抢劫案【第1300号】【裁判要旨】犯罪记录封存并非犯罪记录消灭，并不排斥在封存后的刑事诉讼中对已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法律评价。5.蒋伟伟抢劫案【第130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以杀人为目的，在实施杀人行为后，利用被害人已经死亡或者不能反抗的状态拿走被害人财物，实践中通常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并罚。因此，上述两种定性的区分，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动机的不同。对于行为人有无劫财目的，一是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二是要审查被告人供述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客观情况是否具有一致性。6.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盗窃案【第1302号】【裁判要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是与犯罪有经常性或者密切性联系，对犯罪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的财物，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除此之外，在拟没收供犯罪使用的财物时，还应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该财物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相当。7.潘平盗窃案【第1303号】【裁判要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不符合《刑法》关于自动投案的成立条件、不符合自首制度的价值导向，且认定自首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协调，故不能认定为自首。8.刘康等人敲诈勒索案【第1304号】【裁判要旨】“黑中介”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或者编造各种理由，强行终止合同并迫使承租人搬出房屋，拒不退还应退钱款的行为，可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9.林作明寻衅滋事案【第1305号】【裁判要旨】吸毒致幻后持刀拦乘汽车、恐吓驾驶人员的行为，可视情况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如果原判判定数罪，二审经审查，在不改变原判认定事实的前提下认为应定为一罪的，可以在不超过原判决决定执行刑罚的情形下对一罪加重刑罚。10.韩召海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06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司法实践中，“套路贷”通常的表现形式有：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二是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三是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五是软硬兼施“索债”。对于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主要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现非法占有目的，“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套路贷”，一般以诈骗罪论处。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除行为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之外，以其他名目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11.常茂、吴江运输毒品案【第1307号】【裁判要旨】对于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二人以上死刑。12.王道军强迫卖淫案【第1308号】【裁判要旨】多次强迫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卖淫，不构成强迫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强迫卖淫的次数虽不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但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3.胡杨等协助组织卖淫案【第1309号】【裁判要旨】既非出资人，也非主要获利人，仅因受雇佣而担任执行经理，对卖淫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日常管理，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共犯，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14.张海峰组织卖淫、李志强协助组织卖淫、饶有才容留卖淫案【第1310号】【裁判要旨】奸淫幼女后，将幼女送至组织卖淫行为人处进行卖淫活动的，应当以强奸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将自己承包的营业场所提供给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以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15.郭某某介绍卖淫案【第1311号】【裁判要旨】介绍智障人员卖淫一般是按照介绍卖淫罪定罪处罚。但在下列情形下，要以强奸罪定罪处罚：（1）介绍人在介绍卖淫过程中还对智障人员实施了奸淫，此时应以强奸罪对介绍人定罪处罚，其介绍卖淫行为亦构成犯罪的，则以强奸罪和介绍卖淫罪数罪并罚。（2）嫖客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且介绍人也明知所介绍的人员属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智障人员的。16.阳怀容留卖淫案【第1312号】【裁判要旨】卖淫嫖娼属于对向性行为，只要双方达成卖淫嫖娼的合意并基于该故意着手实施的，就可以认定卖淫，而容留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容留卖淫，即容留卖淫罪是行为犯，卖淫嫖娼的行为是否完成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17.佟茂华、牛玉杰私分国有资产，佟茂华挪用公款、受贿案【第1313号】【裁判要旨】在企业改制期间隐匿国有资产，转为国家参股、众多经营管理和职工持股的改制后企业的行为，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使用单位定期银行存单质押，贷款供他人使用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对认定以借款为名受贿行为时，不能仅看是否具有书面借款手续，还应根据借款事由、款项去向、双方关系以及是否有经济往来、出借方是否要求借方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私、借款后有无归还意思表示及行为、有无归还能力、未归还的原因等综合判断。121集1.支玖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第1314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因对人员、车辆进入小区需要核实、登记并办理证件不满而驾车冲撞不特定多人的行为，不应被评价为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而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且疫情防控期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犯罪的，应予从重处罚。2.方永胜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5号】裁判要旨：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区分，应当注意从以下几点入手：（1）考察交易是否实际完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客观上确实发生了交易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货物买卖关系，只是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标准；诈骗罪中行为人的目的在于直接占有对方财物，并没有真实的交易意图。（2）判断实际交付的财物与对方所支付财物价值差距是否较大。诈骗罪中也有行为人实际或者部分交付财物的情形，但可能是以交付少量财物骗取对方信任后进而诈骗更多财物或者交付的财物与真实产品质量或规格相去甚远甚至毫无关联，在成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或价值不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行为人交付的产品价值通常低于真实、合格产品价值，但也含有一定成本，行为人谋取的是伪劣产品与真实产品的差价，而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款。（3）从二者的侵犯客体进行区分、把握。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市场秩序。“三无产品”并不必然是“伪劣产品”。产品是否合格，有时可以通过外观、生活常识或直接验证使用效果等方式进行判断；对产品是否为“不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3.王丽莉、陈鹏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6号】裁判要旨：市场中有部分N95、KN95口罩执行的是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和检疫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呼吸防护用品标准GB2626—2006，该标准不属于医用标准的范畴。因此，只有医用防护口罩、外科口罩、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才属于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中的“医用器材”。对于N95或者KN95口罩，应针对案件证据情况具体分析，如假冒的N95或者KN95口罩从执行标准方面确属于医用产品的，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反之，如无明确标示或者标注为防尘口罩的，则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4.白升余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第1317号】裁判要旨：销售冒牌口罩的行为同时触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的，应择一重罪处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明知”不仅可以根据被告人明确的供述进行认定，也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推定；而从认识的程度来说，“明知”不仅包括对事实的确知，还应当包括对一种高度可能性的认识。5.上海万晖特工贸有限公司、谢世全非法经营案【第1318号】裁判要旨：利用疫情“哄抬物价”，达到追诉标准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哄抬物价”在实践中的多种行为方式，包括直接提高价格、通过提高运费、搭售商品等变相提高价格、囤积商品、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等。在判断“哄抬物价”行为的罪与非罪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应当考虑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2）应当考虑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3）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6.倪劲锋诈骗案【第131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微信销售口罩实施撒网式诈骗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理由是：（1）电信网络诈骗突破了传统犯罪空间范畴，大多属于跨区域犯罪，地域化特征相对淡化，故不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2）在基准刑及宣告刑的确定上应依法从严。（3）应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7.王郊诈骗案【第1320号】裁判要旨：不宜将凡经电话、网络联络的诈骗犯罪均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于借助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当被害人数量众多时，一般较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而当被害人较少时，则应综合在案因素进行判断：（1）行为人是否向不特定人员发布了虚假信息，包括主动发布以及在别人询问时对众人发布；（2）行为人未发布虚假信息的，是不是向不特定人员实施犯罪；（3）对于行为人利用其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电话、网络实施“精准诈骗”的，需调查核实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以及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8.孙佳英、蒋志诈骗案【第1321号】裁判要旨：对情节严重的涉疫情诈骗未遂行为应当定罪处罚。诈骗未遂存在不同量刑幅度，对于以数额巨大财物为诈骗目的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诈骗未遂，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基本的量刑幅度。对涉疫情的诈骗犯罪处罚应当体现从严。9.应鑫迪诈骗案【第1322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时期发生的涉疫情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快审快结。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疫情实施的犯罪应当从重处罚。10.张正诈骗案【第1323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从快审结案件，凸显及时惩处和预防犯罪的审判效果。在依法从快审理涉疫情刑事案件情况下，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公平正义的审判效果。11.陈岗妨害公务案【第1324号】裁判要旨：凡是针对执行公务人员及其所属设备实施足以干扰和破坏公务活动正常执行的强制力量，都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方法。行为人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造成公务人员精神上的恐惧、心理上的压力或者自由意志的抑制，从而使公务人员处于不敢抗拒的境地而影响公务活动的正常执行，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基层自治组织人员在党委政府统一部署下，协助政府从事疫情防控、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应当视为从事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公务人员。12.黄潮尧妨害公务案【第1325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应当以妨害公务罪从严惩处。13.谢益波、邵颖妨害公务案【第1326号】裁判要旨：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从严惩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准确把握：（1）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性、保障诉权；（2）全面结合犯罪事实与防控需要从严惩处；（3）综合考虑人性化的关怀，确保宽严相济。14.王福兵妨害公务案【第1327号】裁判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袭击对其进行居家隔离劝导的民警，构成妨害公务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15.刘星星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案【第1328号】裁判要旨：判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应当从实质上把握虚假信息对公共生活有序状态的影响程度和普通公众的生活感受，进行综合判定。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1）虚假信息内容是否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2）虚假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否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3）虚假信息直接受众范围是否较为广泛；（4）虚假信息传播是否受控。虚假信息发布之后，即使因为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阻止严重后果发生发展的，也可将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视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标准之一。16.谢庆茂寻衅滋事案【第132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疫情防控人员工作，为发泄个人不满，任意毁损公私财物，造成他人财物损失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7.卢方锁、周凯寻衅滋事案【第1330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为逞强耍横、显示威风、发泄情绪，随意殴打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务人员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8.叶国新赌博案【第1331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违反疫情防控不得进行公共聚集活动的相关规定，进行聚众赌博的，相比于正常时期的赌博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故应以赌博罪从严惩处。19.黎善文传染病防治失职案【第1332号】裁判要旨：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一般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1）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表现不同，即行为人是否认真履职，在恪尽职守中是否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严重后果。（2）追责前提不同，即行为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后果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作用力大小。（3）政策界限不同，即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尚未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时，行为人履职中行为有差错，通常属于工作失误；反之，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之后，具有司法解释所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才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论处。关于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存在其他原因，且行为人有自首情节时，量刑时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张勇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第1333号】裁判要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尚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宣布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行为人，故意隐瞒与武汉人员有接触史的事实，不遵守相关规定，不执行隔离措施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导致相关人员被隔离，其居住小区被封闭管控的，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止罪追究刑事责任。122集1.余坤峰交通肇事案（第1334号）【裁判要旨】对被告人“自首认罪”案件的证据审查，依然应当恪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具体而言，在微观上，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案件事实层面，对被告人所述“各犯罪环节”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宏观上，综合全案证据，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正反两个维度对整个指控证据体系进行全面审查判断。2.邓文均、符纯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335号）【裁判要旨】“口水油”中聚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属于废弃食用油脂，能够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口水油”加工食品并用于出售，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3.易某某非法经营案（第1336号）【裁判要旨】烟花爆竹制品不应直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行为人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买卖烟花爆竹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适用《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4.周长兵非法经营宣告无罪案（第1337号）【裁判要旨】在办理非法经营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涉案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单独评价，而不应以“情节严重”与否代替。行为人虽然没有获取保安服务许可证，但无实质上违法犯罪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5.王秀敏故意杀人案（第1338号）【裁判要旨】不管是普通程序第一审案件，还是再审程序第一审案件，归根到底都是第一审案件，同案两名被告人分处上述两个程序的，存在并案审理的程序基础。《刑诉法解释》第386条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上述“再审不加刑”适用于再审事实与原判事实相同的情况，当再审出现新的犯罪事实时，可以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6.被告人梁某强奸案（第1339号）【裁判要旨】即使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且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强制行为与发生性关系之间因果关系的，不能认定强奸罪的成立。此外，对于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案件，尤其是男女双方曾经是恋人关系、通奸关系的强奸案件，应当结合男女双方的感情历程进行全面分析。7.张某文抢劫、抢夺案（第1340号）【裁判要旨】在死刑案件中，证实被告人姓名等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证实被告人构成累犯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被告人的姓名、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不清的，应发回重审。8.蒲长才盗窃案（第1341号）【裁判要旨】对非数额型盗窃罪判处罚金，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罚金刑设立的立法目的。对于单纯的数额型盗窃行为，应当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而对于非数额型盗窃行为，即使有明确的盗窃数额，但如果盗窃数额较小（未达到数额犯入罪标准的），也应当按照“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之规定，在1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判处罚金。9.黄钰诈骗案（第1342号）【裁判要旨】判断一个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犯罪，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即使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有欺诈行为，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赖账，确实打算偿还的，就仍属于民事纠纷，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此外，一般来说，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行为。欺骗行为尚不严重，不影响被骗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10.王江浩挪用资金案（第1343号）【裁判要旨】参照《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批复等文件中确立业主委员会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地位，业主委员会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其他单位”。业主委员会账户内资金也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本单位资金”。11.周禄宝敲诈勒索案（第134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罪与利用信息网络维权的关键。在具体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有正当的权利，即行为人索取财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2）是否在正当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如涉及到的权利是内容确定的债权，但主张对方给付的财物远超出债权的数额范围之外，则不属于正当权利的范围；如涉及的权利是内容不确定的债权，或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场合，行为人所提出的财产性要求与债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相关，即使所要求数额较大，也应当视为行使正当权利。（3）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债权本身的重大性、手段行为侵害相对方权益的程度、手段行为本身是否合法，行为人是否存在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等，均是需要考虑的因素。12.朱伦军寻衅滋事案（第1345号）【裁判要旨】多次拦截他人强行夺取较低经济价值物品的行为，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判断一个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寻衅滋事罪，首先应当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还是满足畸形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其次应当判断该行为客观上主要侵害的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还是滋扰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此外，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还要充分发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指导作用，考虑一般大众的朴素正义情感，正确衡量犯罪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大小。13.夏恒寻衅滋事案（第1346号）【裁判要旨】凌晨酒后驾车追撵他人机动车，导致车损人伤的行为，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与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的竞合，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14.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第1347号）【裁判要旨】开设微信赌博群，利用抢红包等方式进行赌博的，可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微信群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予以认定。15.赛黎华、王翼龙贩卖毒品，赛黎华非法持有毒品案（第1348号）【裁判要旨】非法持有毒品罪中的“持有”是指对毒品实际占有、携有、藏有或者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持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即行为人与毒品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持有不要求物理上的握有，不要求行为人时时刻刻将毒品握在手中、放在身上和装在口袋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它的存在，能够对之进行管理或者支配，就是“持有”。特殊自首中的同种罪行，包括相同罪名的罪行，选择性罪名的罪行以及法律上、事实上存在密切关联的罪行。16.袁七虎容留、介绍卖淫案（第1349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的认定，主要考虑卖淫人数、卖淫人员特殊性，并将非法获利情况也作为依据。认定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应当从卖淫人数、时间长度、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如果卖淫次数已经查实，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应当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17.阎吉粤介绍卖淫案（第135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线上介绍他人卖淫嫖娼致他人线下达成卖淫嫖娼交易，但并未对卖淫嫖娼活动实施管理或者控制行为，应当认定为介绍卖淫罪。行为人利用QQ群组实施介绍卖淫行为，在构成介绍卖淫罪的同时，还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属于竞合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结合行为人所发布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扩散范围，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受害人的多少、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结合考量。18.梁世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第1351号）【裁判要旨】贩卖含有淫秽视频的网络云盘，应当按照网络云盘中实际存储的淫秽视频文件数量认定淫秽物品的数量。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各种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量刑。19.李群受贿案（第1352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接受请托单位房屋装修，请托单位虽未明确免除其装修款，但从行为人的偿还能力、拖欠装修款的时间、请托单位将该笔装修款予以核销以及行为人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等事实，综合可以推定行为人与请托单位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关系的，可以受贿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一审认罪获得轻判，二审翻供的，虽然表明其认罪悔罪情况有了变化，但依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的情况下，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20.王琦筠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1353号）【裁判要旨】玩忽职守类犯罪罪名竞合时，应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未在合同上签字署名，但接受委派，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调查、核实、商谈等工作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被骗的，依法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123集1.吴学占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4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四个特征。（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组织成员人数较多，虽然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取消了“10人”的标准，但对于人数较少（如7人以下）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特别慎重；②组织成员有明确的层级，一般分为三级，分别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和一般参加者；③犯罪组织稳定，即犯罪组织存续时间较长、主要成员固定。（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主要是以暴力或者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欺压和残害。其中，软暴力是指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3）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是指该组织的主要犯罪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支持组织活动、豢养组织成员，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4）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侵害对象及对侵害后果具体、直接、特定外，还要求具有间接的、不特定的、抽象的侵害对象和侵害后果，即“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上述间接的、不特定的侵害对象和后果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危害后果和本质特征。（5）上述四个特征中，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要以危害性特征为实质判断的核心，对危害性特征非常典型，其他特征不十分典型的犯罪组织，如人数相对较少，存续时间相对较短，层级不十分鲜明，获取的经济利益数额不大等，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谢培中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5号）裁判要旨：认定一个犯罪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指的是它最终完全具备上述四个特征，但不能据此要求它在形成伊始就已然完全具备四个特征。在甄别、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标志性事件时，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1）该事件一般是组织、领导者亲自组织或直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事件；（2）该事件对于涉案犯罪组织进一步发展做大或者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开始初步形成非法影响具有明显作用，客观上为该组织实施后续违法犯罪活动打下基础；（3）标志性事件一般发生在首次有组织犯罪之前或者本身就是首次有组织犯罪。3.龚品文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6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软暴力”的强度应以相关行为是否足以对群众造成实质性的心理强制为根本落脚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具有长期性；（2）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一般应具有多样性；（3）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体现出明显的组织性特征；（4）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有能够直接构成犯罪的行为，并造成明显的实害后果。4.方悦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7号）裁判要旨：对于“合法公司”外衣下涉“套路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重点从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来把握“组织特征”，重点从公司存续的目的来把握“经济特征”，重点从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来把握“行为特征”，重点从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来把握“危害性特征”。5.黄图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8号）裁判要旨：对于借助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应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方面进行分析。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客观要求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是多次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积极参加的是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且作用突出。其中的“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性质严重的暴力性犯罪，也包括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严重犯罪。而“作用突出”应理解为在犯意形成、共同犯罪行为完成以及危害结果发生等方面具有的突出性、决定性作用；三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即对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财物、事务等重要事项具有“主要管理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6.张礼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9号）裁判要旨：连续犯的起止行为跨越《刑法》修订前后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的<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精神，应当按照修正后《刑法》的规定处罚，也以修订后《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计算追诉时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但本罪的犯罪故意不要求行为人明确认识到其包庇、纵容的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即可。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时，要综合考虑行为人对包庇、纵容对象的形态、规模、成员、行为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本人与组织成员交往的密切程度等。7.吴强等人敲诈勒索、抢劫、贩卖毒品、故意伤害案（第1360号）裁判要旨：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普通犯罪集团区分的关键在于，第一，由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往往具有复合性，不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管理秩序；第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由于不同程度带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且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第三，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带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带有欺凌、强制、压迫的性质。如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明显仅系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也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则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8.周方健等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案（第1361号）裁判要旨：恶势力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共同实施犯罪活动的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以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第四，具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过渡性特征，即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管理秩序形成对抗，并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9.陈寅岗等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诈骗案（第1362号）裁判要旨：“套路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套路贷”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应当以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对于行为人以“保证金”“中介费”“违约金”等虚假理由，非法占有的被害人财物，应全部计入犯罪数额。如行为人在索债过程中使用了殴打、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或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符合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套路贷”犯罪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多种犯罪的，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进行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又构成诈骗罪的，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10.张凤江等14人诈骗案（第1363号）裁判要旨：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行为人实际给付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人民法院总体上采取就低原则认定，但如被告人未供述具体金额，而被害人所称的被骗金额合理，且在虚高的借条金额及走银行流水的合理范围内，则可按照被害人陈述中的被骗金额予以认定。被害人经催讨后无力还款，行为人将债务“平账”至其他团伙，且其他团伙将平账钱款实际支付给行为人的，诈骗既遂金额按照“平账钱款-借款本金”予以认定。行为人着手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犯罪未遂的金额应当以“虚高借条的数额（或诉讼数额）-借款本金数额”予以认定。124集1.汪庆樟交通肇事案（第136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滞留现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因其不救助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发生第二次事故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2.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第1365号）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两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行为人到案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其他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当时并未捕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如行为人带领侦查人员到同案犯在犯罪后的租住地，并进行现场指认，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已经完成，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现场抓获，但此后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因此行为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已经节省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应当认为立功。3.李二胜故意杀人案（第1366号）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在审查证据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审查判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实、可信，翻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2）审查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能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尸体检验意见、尸体照片等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进行比对审查，查看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做出合理解释，进而判断综合全案证据，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4.朱晓东故意杀人案（第1367号）裁判要旨：被告人虽予否认预谋杀人，但其本人具有预谋杀人的动机，且有证据证明其在案发之前进行相关犯罪准备，实施犯罪行为后并无惊愕、恐慌、懊悔、愧疚和积极补救行为，反而实施转移财产、肆意玩乐等行为，且被告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系预谋杀人。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对于被告人既有从宽处罚情节又有从严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节最终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例如：被告人是否为预谋杀人，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犯罪以后是否实施了足以代表其并无悔罪表现的恶劣行径，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背景及价值，被害方的诉请等。5.余正希故意伤害案（第1368号）裁判要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者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1）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2）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4）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6.高某某故意伤害案（第1369号）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该修正案实施之前已经判决并生效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根据故意犯罪的动机、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并结合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悔罪表现等，综合作出判断。对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决定不执行死刑的，不需要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决定执行死刑的，则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岳德分盗窃案（第1370号）裁判要旨：《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漏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人民法院在将前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8.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第137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本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该行为依法可以构成诈骗罪。“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9.黄金章诈骗案（第1372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准确区分，一般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三个方面予以界分：首先是欺骗内容。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最后是欺骗结果，也可以从主观上理解为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行为中，当事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合同利益；诈骗犯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对方的行为，是为了犯罪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10.阚莹诈骗案（第1373号）裁判要旨：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11.戴颖、蒯军寻衅滋事案（第1374号）裁判要旨：无论是根据《宪法》还是《刑法》有关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实践中，要注意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于其中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2.胡群光妨害作证、王荣炎帮助伪造证据案（第1375号）裁判要旨：“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不同于在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但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者民事诉讼过程中，有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等行为的，可以分别相应地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13.高云虚假诉讼案（第1376号）裁判要旨：在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应当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篡改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进而以虚假诉讼罪论处。在民事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中，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区分不同原告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14.胡文新、黎维军虚假诉讼案（第1377号）裁判要旨：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15.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单国强虚假诉讼案（第1378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侵害，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主体条件。第二，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证据条件。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控告被告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条件。16.万春禄虚假诉讼案（第1379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行为方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捏造事实并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以行为造成犯罪构成要件预定的后果为既遂标准。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行为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之一，即可构成本罪的既遂，此处的“司法秩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的正常司法活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后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裁判，或者大量占用司法资源、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等两个方面。17.张崇光、张崇荣虚假诉讼案（第138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交付审判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准确选择所适用的罪名。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虚假诉讼行为过程中如伴随有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等行为，可以相应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但根据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处所称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轻，而非被告人可能实际被判处的刑罚较轻。18.张伟民虚假诉讼案（第1381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客观危害后果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应当坚持谦抑性原则，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对虚假诉讼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直接按照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即可。19.侯春英非法行医案（第1382号）裁判要旨：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在诊所负责人默许的情况下长期独立从事医疗活动，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罪。20.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83号）裁判要旨：对于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21.孙德柱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第138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并收取毒品费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22.齐先贺贩卖、运输毒品案（第1385号）裁判要旨：毒品代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品代购是指行为人受吸毒者委托无偿为吸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广义的毒品代购，既包括狭义的毒品代购，也包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以及介绍毒品买卖等情形。行为人与购毒者缺少共同犯罪故意、脱离居间介绍性质，实质地参与到毒品交易环节中，成为独立上家的，应当认定其为毒品犯罪的实行犯，而非共犯。23.王怀珍容留卖淫案（第1386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属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上述规定中的前半段“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后半段“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仅指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年内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而被判处刑罚的，不适用上述规定。该解释条款所称“一年内”的起算节点，应是行为发生时间，而非行政处罚时间。125辑（从125开始由“集”改为“辑”）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126辑刑诉法解释专刊127辑1.黄来珠交通肇事案（第1403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而且注重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尤其是过失犯罪案件，要找好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着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涉及社会敏感因素、复杂背景、隐藏着风险的案件，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切忌一味图快，简单化处理。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程序上未按认罪认罚模式从简处理的，不影响实体从宽处罚。2.程千发危险驾驶案（第1404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制度，增设速裁程序，旨在为轻罪案件处理提供一条“快车道”，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要用足用好速裁程序，通过繁简分流，全流程提速，节约出司法资源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倾斜。醉驾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3.雒法池、雒法高等故意伤害案（第1405号）【裁判要旨】对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机会，有利于矛盾化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其多元价值，发挥其应有功能。4.马贺飞盗窃案（第1406号）【裁判要旨】实践中，要把轻罪案件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既有利于及时惩治犯罪，又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教育矫治功能，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轻罪案件应用好用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要根据案件性质、刑罚轻重、案件难易以及被告人的选择，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其分流功能，避免程序空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能不捕的，不捕，减少羁押；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可不诉的，不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5.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07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发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机关不予调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确保案件及时审结，被告人能够获得迅速及时的审判，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能够及时得到恢复。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应严格限制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二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形式要灵活简便，避免因量刑建议调整造成速裁不速度、简易不简，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发挥，影响庭审实质化。6.段红安妨害公务案（第1408号）【裁判要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反悔不再认罪。此时，由二审发回重审，目的是通过完整的一审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程序，查清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一关键事实。发回重审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对重新审理后法院所作判决享有的上诉权。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项规定，只有速裁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非速裁案件，即便是被告人反悔不认罪而上诉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并不排除重审后宣告无罪，案件回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控辩对抗”的原点。7.苏桂花开设赌场案（第1409号）【裁判要旨】对于检察机关按认罪认罚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被告人是否真正具有认罪认罚情。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进行全面实质审查。人民法院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审查量刑建议适用的刑种是否适当；二要对拟宣告刑与量刑建议的刑期进行比较；三要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类案量刑平衡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四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一般案件的量刑进行比较。检察机关因一审法院未建议调整量刑建议而抗诉的，二审法院不应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8.于国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10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要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一味追求诉讼效率，错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9.张永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第1411号）【裁判要旨】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10.杨灏然贩卖毒品案（第1412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二审终审制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因此否定一审对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发现量刑过重的，应当依法改判，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切实发挥二审的救济和纠错功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二审法院也要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仅因检察机关抗诉就一律加重被告人刑罚。11.吴春兰、鲁长学容留卖淫案（第1413号）【裁判要旨】“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刑罚评价取向有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的可预测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必须结合认罪价值以及案件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12.王建受贿案（第1414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被告人当庭确认签署具结书系出于自愿，或者当庭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确无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以此否定“认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议，背后隐匿、转移财产，拒不退赃退赔、赔偿损失、履行财产刑，明显无真诚悔罪表现的，不应当认定为“认罚”。人民法院对于“认罚”情节的否定，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释明相应的法律后果。128辑1.王明等销售假药案（第1415号）【裁判要旨】为销售而购入、存储假药的行为，属于销售的实行行为，现场查获的假药应当计入销售金额。生产、销售假药罪存在犯罪未遂，本罪的既遂与否应以假药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如果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进行实质性的交易行为，则构成犯罪未遂。2.廖俊昭故意伤害案（第1416号）【裁判要旨】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帮工人属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张金福盗窃案（第1417号）【裁判要旨】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宜采用“贴身说”，即随身携带的财物是他人贴身放置在口袋中或者包中的财物。因此，行为人盗窃的财物并非失主的贴身财物，即使处在身体的近处，如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也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而只能是普通盗窃的对象。4.王斌盗窃案（第1418号）【裁判要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5.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第141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仅窃取到部分财物时，应当针对既遂与未遂情形分别量刑，并从一重处；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处罚。6.刘楚荣、刘汉杰、刘立辉诈骗案（第1420号）【裁判要旨】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时，应当以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利用的具体身份来认定其行为性质。村民委员会符合“单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作为立法解释，具有溯及力，一经通过，即应作为理解和适用刑法第三十条的依据，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整个施行期间，对于刑法施行以后和在该立法解释通过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均应适用该立法解释进行处理。7.何上候等人诈骗案（第1421号）【裁判要旨】集团犯罪是指由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不同犯罪集团相关特征的显性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可以从组织性、人员数量、犯罪手段以及团伙意志等方面对集团犯罪进行分析。通过确立集团犯罪的成员均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将成员参与期间集团的犯罪数额作为认定成员犯罪数额的基础。对于中途退出的普通集团成员，原则上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对于中途退出的集团骨干成员，因为骨干成员的参与行为，其危害后果能够继续延伸，故除非其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其行为对犯罪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否则犯罪数额不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同时，为解决个别成员参与时间较短、犯罪数额畸高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参与时间明显较短的，可以认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尚未形成，一般不认定为犯罪；第二，对于未直接实施诈骗（如“公司”行政人员），或直接实施诈骗数额较小、行为较少的参与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王伟男诈骗案（第142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9.杨志诚、韦宁、何文剑诈骗案（第1423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权登记后抵押借款的，诈骗犯罪行为在行为人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时已经完成，抵押借款系诈骗行为完成之后的事后行为。因此，行为人所涉诈骗罪的金额应以骗取的房产价值为准。10.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24号）【裁判要旨】如果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而没有后续的实行行为，可能不需以犯罪处理。如果对其犯罪预备不以犯罪处理，除非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撤销缓刑。但当行为人实施了后续的实行行为，即使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之后，或者行为人的预备行为本身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时，则应当撤销前罪所判处的缓刑，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11.罗建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425号）【裁判要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五种方式：一是用于附带民事赔偿款的执行；二是作为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及追缴不能时责令退赔；三是用于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四是作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即犯罪工具的没收；五是作为违禁品的没收。以上五种处置方式根据各自作用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补偿性的刑法手段；第二是惩罚性的刑法手段；第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类的刑法手段。在涉黑恶刑事案件的财产处置时，人民法院应当把握从严处置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平衡处置原则。除此之外，也应坚持“民事优先”原则，补偿性的刑法手段优于惩罚性的刑法手段，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优于财产权益补偿。12.陈庆豪开设赌场案（第1426号）【裁判要旨】二元期权的实质是创造风险供风险投资者进行投机，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上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前的对赌。因此，经营二元期权类交易网站，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1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第1427号）【裁判要旨】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名胜古迹的性质、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定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中的“情节严重”。14.刘清江、朱文向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428号）【裁判要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之前捡拾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卵、蛋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的核准过程中，对量刑适当但个别事实认定和罪名适用方面存在瑕疵的，可以在核准案件的同时在裁定书中依法纠正相关瑕疵。15.钟文福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香樟除了属于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之外，只有野生的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6.吴常文贪污案（第1430号）【裁判要旨】科研经费具有明确的专属性，并非课题组的私有财产，课题组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的科研经费不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行为人通过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转入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公司，公司确有参与科研合作的，应从公司参与科研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公司实际为科研项目的支出情况、科研经费真实去向等方面，综合认定行为人对套取的科研经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7.吴仕宝受贿案（第1431号）【裁判要旨】交易型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则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实践中在认定索贿情节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先提出的均构成索贿，但是索贿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率先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请托人表达了收取财物的意图；（2）索贿的本质是违背了行贿人的意愿，虽然不要求达到被胁迫、勒索的程度，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出行贿人是出于压力、无奈、不情愿才交付财物。（3）实践中可以根据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大小，受贿人提出的财物要求是否在请托人心理预期之内，请托人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等进行综合判断。18.寿永年受贿案（第1432号）【裁判要旨】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中，判定房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应当以二者的差价绝对值作为基础，同时兼顾折扣率（差额比）的高低，综合判断购房价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另外，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以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房产构成受贿，客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主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交易房产获得的差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所致，而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19.卢高春滥用职权案（第1433号）【裁判要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放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导致其他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进而造成行政违法行为人逃避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款流失的损害后果，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