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法典》后合同纠纷相关的11个实务问答 01.第三人实际履行合同情形下合同当事人的认定问：在实践中有这种情形，即一方在合同书上签字，但实际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为第三人，此种情形下如何认定合同当事人？答：合同关系是存在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并不及于第三人，此称为“合同的相对性”。《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故一般情形下，在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的人就是合同的当事人。例外情形如职务行为，虽员工在合同上签字，但员工所在单位是当事人；再如代理行为，虽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但被代理人是当事人。诸如此类的例外情形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方可成立。实践中出现的第三人实际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情形并不属于前述例外情形，在合同的理论分类中，可归为“涉他合同”，具体包括“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两种类型。“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合同权利，由第三人取得利益的合同。“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虽是由第三人实际享有合同权利，但其享有权利的基础仍然来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不能改变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对此，《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则是指双方当事人与第三人约定或者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合同。第三人履行义务的实质在于代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则要另案处理。当然，实践中情况纷繁复杂，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来认定合同当事人，如是否构成债权转让或债务承担；在债务承担的情形下，还应结合当事人的约定判断是构成并存的债务承担还是免责的债务承担。02.催收公告能否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起死回生”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但当事人受让的债权在《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刊出前已经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新的债权人是否能够因此公告而重新获得胜诉权？答：《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可见，除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中断的原因不外乎四种情况：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与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债权转让本身，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成为债权人的民事主体享有原债权人的权利，包括向债务人提出要求和提起诉讼。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无疑是债权人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如果公告涉及的债权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则无论债务人是否看到这一公告，均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但如果公告涉及的债权早已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则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债权人所主张的权利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债务人是否行使时效抗辩权。换言之，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一旦债务人行使时效抗辩权，则人民法院只能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有一种观点认为，《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并无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该条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只有在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的条件下转让债权，才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误读。第一，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才谈得上中断，而已经届满的诉讼时效期间是无所谓中断的。第二，解读某一具体的司法解释条文，应当注意该条文在整篇司法解释中所处的位置，这样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该司法解释条文所在的部分是要解决哪些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至第十七条恰恰是用于解释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问题，诉讼时效期间尚未届满的前提条件应当是这些条文的应有之义。第三，如果《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能够使已经经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起死回生”，让诉讼时效重新起算；那么，人们岂不是可以将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权通过转让并公告的方式，重新获得胜诉权？那样的话，诉讼时效制度就形同虚设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催收公告不能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起死回生”。03.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某种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当该条件成就时，能否认定此合同不经通知对方即已解除？答：合同解除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对合同效力状态的根本性改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方式中，包括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以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须由当事人为相应的意思表示，意图即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状态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有明确的认识。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以及依据何种事实和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其意在强调，当事人一方行使约定或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时，应当向对方发出通知，作出明确意思表示。该条虽未覆盖约定自动解除条件的情形，但出于促进合同关系的变动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清晰化、明确化的考量，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满足条件时合同自动解除，不宜认为该条件成就时，合同可以不经通知即解除。04.合同因违约解除后，违约金条款可否继续适用问：合同因违约解除后，违约金条款可否继续适用？答：目前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后违约金条款能否继续适用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合同因解除溯及既往消灭，违约金条款失去效力，且债务人根本违约责任已吸收瑕疵履行违约责任，故当事人仅能主张损害赔偿，无权请求支付违约金；二是肯定说，认为支付违约金的行为，是当事人通过预先设定并独立于履约行为之外的给付行为，且《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的违约责任当然包括合同内定的违约金。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也有明确的司法政策与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八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其实质是认为违约金条款系当事人事先达成的、可独立于合同剩余条款之外的合意，该条款的效力不因合同权利义务终止而受到影响。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虽然本条是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但其所体现出的违约金条款在效力上不因合同解除而受影响的法理，完全可以类推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合同。因此，总体而言，若合同因违约而解除，违约金条款可继续适用，但违约金过分高于因解约造成的损失的，对于超过部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调整。05.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有何区别问：审判实践中，赠与人以行使赠与合同撤销权为由撤销赠与，受赠人依据赠与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赠与人继续履行合同，及时办理赠与手续，交付赠与物。赠与人并未说明他（她）是行使任意撤销权还是法定撤销权，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两种撤销权是有区别的，请问在办案中应如何把握？答：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应以赠与合同有效为前提，两者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中，无论赠与人是否提出行使哪一种撤销权，人民法院均应搞清赠与人应当行使何种撤销权。两者的区别有以下三点：一是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行使任意撤销权的依据是《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而行使法定撤销权的依据则是《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第一款。如果赠与人就赠与房产行使任意撤销权，还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有关不动产登记的规定。二是两者适用的条件不同。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条件包括：赠与合同尚未履行，赠与物的物权尚未发生转移。动产的物权转移以交付为要件，不动产和特殊动产（如机动车、船舶、飞机）的物权转移以登记为要件，因为赠与合同具有实践合同的特点，物权转移后，赠与人即丧失任意撤销权；赠与合同不具有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赠与合同尚未经过公证。具备上述条件的，赠与人方可行使任意撤销权。法定撤销权是基于法定事由，由赠与人行使的撤销赠与的权利。行使该项权利的要件是，无论赠与合同是否已经履行，受赠人只要符合下列一种情形即可行使撤销权：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只要具备前述三项事由，无论赠与合同是否经过公证，赠与的财产是否已交付，也无论赠与是否具有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享有撤销权的人均可以撤销赠与。从这两种撤销权的条件可以看出，享有法定撤销权的赠与人可能同时享有任意撤销权，但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人（在缺乏法定事由时）通常不享有法定撤销权。三是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法律后果不同。行使任意撤销权的后果是，生效的赠与合同从此失去效力（但已经履行部分有效），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解除，赠与物的所有权不变，受赠人的履行请求权也随之消灭。行使法定撤销权的后果是，不仅尚未履行的赠与合同不再履行，而且已经履行的赠与合同也失效，赠与人可以对受赠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06.旅游合同之诉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问：审判实践中，很多旅游者以旅游合同之诉向旅行社主张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请问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答：从理论上讲，通常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虽然违约可以导致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非财产性损失，但对于生活在市场经济之中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来讲，订立合同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精神损害的风险应当包括在这种风险之内，不能单独就精神损害再主张一次赔偿。从法律上讲，随着《民法典》的出台，立法者依然将精神损害赔偿限定在侵权之诉中，并适当放宽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侵权行为范围。《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同时，《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还进一步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九百九十六条的适用需满足以下条件：主要适用于侵害人格权的情形。违约责任的一般原则是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但是，涉及人身权利或以精神利益满足为主要目的的合同，因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格权的，造成非违约一方的损失通常为非金钱损失，难以通过市场价值准确衡量，适用财产损害赔偿难以对非违约方进行救济，因而，可采用精神损害赔偿方式对人格权遭受的侵害实行全面的救济。以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为前提。《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从该条规定来看，仅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下，非违约方才能在违约责任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其他情形下，即便非违约方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其也无权在违约责任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违约行为造成非违约方严重精神损害。关于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判断标准，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严重精神损害的“严重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① 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一般来说，造成严重精神痛苦往往伴随一定的后果，受害人因人身、精神遭受的损害对日常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等造成较明显的不利影响。如果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判断，一般人在权利遭受此种侵害的情况下，都承受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则可以认为已经构成了严重后果。② 精神痛苦的严重性。具体是指，因侵害人格权所造成的痛苦已经超出社会一般人的容忍限度，如果这种精神痛苦按照一般人的标准已经超出了可以忍受的程度，则可以认定其是严重的。③ 损害具有持续性。也就是说，损害所造成的痛苦不是立即消失的，而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受害人只是遭受了偶尔的精神痛苦或者心理情绪上的不愉悦，则不属于应予赔偿的精神损害。07.定作人发现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有质量瑕疵，应当在多长时间内提出异议问：某中介公司与某广告公司签订印刷品加工承揽合同，中介公司委托广告公司承印印刷品。双方对承印标的物、数量、质量、承揽方式、材料提供、履行期限作出约定，但未对质量标准及质量异议期限作出约定。在工作成果交付1年后，因中介公司欠付部分加工费，广告公司诉至法院；中介公司反诉认为印刷品存在错字、漏字等质量瑕疵，要求退还印刷品。请问，中介公司提出质量异议是否超过合理期限，其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答：法院审理中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民法典》对定作人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未作出明确规定。《民法典》第七百八十条规定，承揽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工作成果。据此，比照《民法典》中对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定作人有权在3年内就质量瑕疵提出异议，承揽人在3年内对定作物质量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依《民法典》规定，定作人负有验收工作成果的法定义务。如定作人在验收工作成果时，对于明显的质量瑕疵应及时提出异议；对于隐蔽瑕疵，在使用工作成果过程中发现的，也应及时提出异议。如未及时提出异议，应推定质量合格，定作人按约定支付拖欠的加工费。对于最长异议期间的限定，应当参照《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区分瑕疵的性质以决定定作人提出异议的期间。定作人在接收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时，主要是为了检验工作成果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定作人要求，还包括查验有关技术资料和质量证明。经验收，符合要求的，定作人应当接受工作成果，并按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支付报酬及其他费用。经检验，如存在质量瑕疵，定作人有权减少加工费用；如工作成果有严重的质量缺陷的，定作人有权拒收并通知承揽人。发现定作物质量瑕疵时，定作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通知承揽人。如双方对质量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争议，可由国家法定检验机构鉴定。一般来讲，质量瑕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质量瑕疵是显性的，指这种质量瑕疵在定作人接收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时，通过肉眼或现有技术手段以一定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就能检验发现。另一种质量瑕疵是后续的或者说是隐性的，指在验收时不能或不易发现，在后续使用中才能发现；或随着时间推移才能显现。对这两种质量瑕疵，定作人提出质量异议期间应适用不同标准。对于显性瑕疵，定作人验收时应当发现并即时通知承揽人，原则上应当场提出；如承揽人不在场，定作人应立即通知承揽人。如没有通知，则视为工作成果符合要求。对于只能在使用中发现的质量瑕疵，定作人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通知承揽人。在承揽合同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定作人提出质量异议的最长时限以参照《民法典》第六百二十一条就买卖合同项下规定的最长期限，确定在2年为宜。即2年内无论定作人是否发现定作物质量瑕疵，只要未向承揽人提出异议的，即视为认可质量合格。当然，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但定作人无权就此提出违约之诉。本案中，如中介公司委托广告公司加工的宣传品存在漏字、错字情形，则属于显性瑕疵，中介公司接收工作成果时应及时提出，而其已使用1年且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质量合格。中介公司应当支付欠付的定作费，其提出退货的反诉请求应予驳回。08.同一建设工程存在“黑白合同”的情形下，在判断工程价款结算根据时，是否需要考虑“白合同”的效力问：同一建设工程存在“黑白合同”的情形下，在判断工程价款结算根据时，是否需要考虑“白合同”的效力？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条通常被称为有关“黑白合同”的规定，其中，中标合同被称为“白合同”，另行签订的合同被称为“黑合同”。依据该条规定，“黑合同”与“白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白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这是因为《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第五十九条规定“……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黑合同”的签订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自然不能作为结算根据。与之相符，《解释（一）》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就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购买承建房产、无偿建设住房配套设施、让利、向建设单位捐赠财物等另行签订合同，变相降低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以该合同背离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为由请求确认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包人将依法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进行招标后，与承包人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背离中标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当事人请求以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建设工程价款依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发包人与承包人因客观情况发生了在招标投标时难以预见的变化而另行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除外。”上述规定均体现相同的立法思路。应当注意的是，以“白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隐含的前提是“白合同”即中标合同应当有效，因为只有有效合同才能直接作为结算根据。在“白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如何认定结算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的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一方当事人请求参照实际履行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履行的合同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09.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产生的争议问：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如何确定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是均等分配还是实行差别待遇，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内的事项，司法权无权干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规定正是体现了此种考虑，所以，按照该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受到差别待遇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这种理解正确吗？答：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是针对土地补偿费发放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该集体经济组织按照民主议定原则，确定拟在集体成员范围内进行分配的数额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针对该数额提出异议的情形。比如，集体土地被征收后，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土地补偿费200万元，经民主议定，该集体经济组织决定将其中的150万元用于分配，余留50万元用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如果特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应当把全部的200万元都用于分配并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前述规定不予受理。司法解释作出这种规定的原因在于，该决定是集体经济组织综合考虑本组织的实际情况，经由民主议定而确定的，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并未超出村民自治的合理界限。对此，司法权无须也无权进行评价乃至审查，否则即属于对村民自治的过度干预。从纠纷性质看，其与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实行差别待遇侵害特定人群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纠纷全然不同。土地补偿费是对经由征收消灭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民集体，据此，土地补偿费的受益主体也只能是农民集体。只要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就应具有相应的分配权。同时，一般来讲，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替代物价值（土地补偿费的数额）大小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劳动没有关系，也并非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收益，按照成员权理论，就土地补偿费分配而言，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配权应当是均等的。因此，对特定人群实行差别待遇没有法律和法理依据。虽然该分配方案系经民主议定，但对权利受到侵害的特定人群来说，显然构成“多数人的暴政”。村民自治决议并不是绝对地不容任何司法审查和评价的，其效力应受法律保护的前提是，该决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该决议侵害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受侵害人当然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对此，《民法典》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根据《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不予受理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引发的纠纷，是对司法解释规定的错误适用。该类纠纷属于《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如何处理，《农村土地承包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也作了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10.购房人因卖房人违约而遭遇限购政策，还能否请求合同继续履行问：2010年，张某通过房屋中介，与产权人李某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并依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由于当地二手房市场价格不断上涨，李某意欲反悔，便多次找借口拖延时间，一直未协助张某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当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细则出台，按限购政策张某丧失了购房资格。现在张某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赔偿其损失，该案应当如何处理？答：为遏制当前一、二线城市及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过快，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由于相关政策不断升级且陆续出台，实务中因合同订立、履行等遇到阻碍而产生的纠纷不在少数，有的还诉至法院。人民法院需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妥善处理。本案中，由于张某被认定为限购对象，不具备购房的主体资格。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人民法院不宜判令合同继续履行，应判决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不过，结合双方履约情况分析，张某作为守约一方，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如果李某也依约履行，双方完全可以在政策出台前完成房屋过户手续，合同目的就能够实现。因此，对张某请求合同继续履行的主张虽不能支持，但是张某主张追究李某的违约责任并赔偿其所受损失的合理诉求，人民法院还是应当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予以保护。11.出租方未按约定开发土地，又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将部分土地出租用于建造仓库，该《租赁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问：乙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某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后乙公司一直未进行开发投入，还就其中部分土地与甲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公司租用乙公司的土地用于建仓库存放货物。现两公司因租金给付问题发生纠纷诉讼至法院，因乙公司未按照法律规定和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土地开发投入，故对《租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该租赁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答：《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超过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征收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但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或者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外。”乙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用途进行开发和资金等的投入，否则其在就土地进行转让时将会受到限制，甚至在满2年未动工开发且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政府可以作出无偿收回土地等处理决定。我们认为，针对上述种种现象，法律更多是从政府行政管理角度作出规范，相关规定并不应理解为系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效力作出认定的效力型规范。特别是像本案所述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土地并用于出租的，对租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法律并无明确条文直接规定。如果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前提下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应当认定合同有效。至于对乙公司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土地的行为如何处理，则应另当别论。来源：法律经典原标题：《以案释法 |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法典》后，合同纠纷相关的11个实务问答》

保险案件热点问题 问题1居家办公期间发生意外，雇主责任险是否可以理赔？答：如雇主责任险中约定了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员工居家期间如有证据证明处于工作状态，根据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具体分析，可以认为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问题2“顺风车”发生意外，保险公司是否理赔？答：疫情期间通过搭顺风车的方式上下班成为很多人的选择，顺风车车主也乐于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出行成本。但顺风车车主应当注意自身车辆购买的车险类型，若车险类型属于非营运性质，则在从事顺风车行为时，需要注意不要逾越“顺风车”，明显超出自身行车路线，频繁接单，致使变成以盈利为目的的营运性车辆，否则可能导致发生事故时，无法得到理赔的后果。问题3电子投保应当注意哪些事项？答：疫情期间，电子投保因非接触式的优点，受到保险人和投保人的青睐。由于电子投保往往是根据程序设定自动订立合同，保险人应当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对格式条款，特别是其中的免责条款等，主动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基于自身客观保险需求，谨慎选择投保的险种。问题4疫情期间赠送保险的效力？答：疫情期间，许多保险公司向医护工作者等赠送了健康保险等。对该赠送保险，若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且保险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则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问题5购买、理赔隔离险应当注意哪些事项？答：隔离险作为疫情期间的一项新保险，保险公司应当对隔离险的相关条款向投保人说明，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同时，对于隔离险中的条款、特定语词的含义应当表达界定清楚，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对相关条款等有争议的，则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有利于投保人的解释。投保人购买隔离险时，应当向保险公司充分了解清楚条款含义、理赔条件、免赔事由等，谨慎选择相关产品。问题6人身保险合同因疫情无法缴费怎么办？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以及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分期缴费的人身保险合同在投保人支付首期保费之后，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超过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合同中止后，保险人与投保人可以协商并达成协议，在投保人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投保人应当在阻碍缴费事项清除之后，及时与保险公司联系，补缴保险费。需要注意的是，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二年双方未达成协议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最高院法官：关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院法官：关于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问题的理解与适用父母的资助，为了子女能够安居乐业，很多父母也是倾其大半生积蓄。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以及归属关涉各方切身利益，往往成为社会热点。婚姻法解释二和婚姻法解释三对此问题均有规定。此次清理中对上述规定进行了体系化整合，删除了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在理解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所有，除非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财产只归一方。也即，在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前提下，夫妻一方婚后所得的财产原则上均为夫妻共同所有，除非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因此，总体上，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但考虑到实践中的情形非常复杂，有借款的情形，也有赠与的情形；有只赠与一方的，也有愿意赠与双方的，如果当事人愿意通过事先协议的方式明确出资性质以及房屋产权归属，则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纠纷的发生。为此，我们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进行了重新表述。首先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对于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精神，直接转引至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即如果没有明确表示是赠与一方的，则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2.要明确法律关系的性质实践中，对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是借贷还是赠与，各方可能存在争议，在此情况下，应当将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准确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借款还是赠与，不能仅依据《解释（一）》第29条当然地认为是赠与法律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相关证据的认定和采信上，注意适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5条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从而准确认定法律关系的性质。从中国现实国情看，子女刚参加工作缺乏经济能力，无力独自负担买房费用，而父母基于对子女的亲情，往往自愿出资为子女购置房屋。大多数父母出资的目的是要解决或改善子女的居住条件，希望让子女生活更加幸福，而不是日后要回这笔出资，因此，在父母一方主张为借款的情况下，应当由父母来承担证明责任，这也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一致。3.准确认定是赠与一方还是赠与双方认定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为赠与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赠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除非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因此，本解释没有再作出具体规定，而是转引至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要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但书条款，即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如何认定“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如前所述，我们在《解释（一）》中首先引导当事人事先约定，以期尽量减少纠纷的发生。但是，基于父母子女间密切的人身关系和特有的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实践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一般并没有正式赠与合同的存在，或者说没有一个书面赠与合同的存在，对于是否存在口头的赠与合同以及赠与合同的内容，在夫妻离婚时往往是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一方父母出全资并且在购买不动产后将不动产登记在自己一方子女名下的，考虑到物权法已经实施多年，普通民众对不动产登记的意义已经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在出资后将不动产登记在自己一方子女名下，认定为是父母将出资确定赠与给自己子女一方的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本意，也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4.删除双方父母出资情况下房产按份共有的规定实践中，由于房价高企，一方父母可能无力单独承担购房负担，由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为子女购房的情形并不鲜见，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不仅是家族财产的传递形式之一，也寄托了父母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期望，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认定为是按份共有与家庭的伦理性特征不相符，也与法律规定有一定冲突。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在没有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情况下，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同时，民法典第三百零八条也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可见，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基于家庭关系的特殊身份属性，亦不宜认定为按份共有。

《刑事审判参考》第130集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1.陈俊伟放火案（第1448号）裁判要旨：放火罪的认定应当在客观上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且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放火的故意。在放火罪与以放火为手段实施的其他犯罪的区分时，应着重审查：（1）对象是否特定，如行为人以放火方法，侵害的是特定对象，并有意识地将损害限制在特定对象范围内，则不宜认定为放火罪；（2）危害是否具体，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3）后果是否可控，如果行为人实施放火行为，而将火势有效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没有危害也不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就不构成放火罪；（4）是否追求或放任后果发生，如果行为人的放火行为导致危害公共安全发生的概率很低，且被告人不追求、未放任该结果，则不构成放火的故意，不应认定为放火罪。2.孙惠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第1449号）裁判要旨：追逐竞驶型的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1）从实施违法行为的地点进行分析；（2）从被告人的驾驶方式及行车速度进行分析；（3）从交通状况及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分析；（4）从危害后果分析。对于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指控的罪名不当，法院应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和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判决。3.王爱华、陈玉华交通肇事案（第145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违章驾驶车辆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在不能确定其逃离现场时被害人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不宜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但可认定其交通肇事后逃逸。车主指使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并负事故主要责任，无论车主的行为对交通肇事的因果关系大小如何，均已符合交通肇事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应当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在交通肇事发生后，车主指使驾驶人员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应属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4.青岛瑞驰投资有限公司、栾钢先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案（第1451号）裁判要旨：从股权转让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来看，公司股权转让并不会直接导致作为公司独立财产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动。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构成要件上看，构成该罪既要具备“以牟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又要具备扰乱土地使用权正常流转秩序并达到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对于在证据上难以认定有主观牟利目的并侵害相应法益的，依法不构成该罪。从罪刑法定和保持刑法谦抑性的角度来看，目前并无强制性规定禁止以转让公司股权形式实现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地产项目的转让，以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依据不足。从优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土地流转体制机制改革等国家土地政策的发展方向来看，不宜将以股权转让形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入罪。5.王皓集资诈骗案（第1452号）裁判要旨：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起诉书非因法定事由及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人民检察院出庭公诉人应当根据起诉书发表公诉意见，人民法院对出庭公诉人发表的与起诉书不一致的公诉意见应当区分情况处理。人民检察院对起诉书基本内容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的，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加盖人民检察院印章，人民法院应当要求人民检察院提交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决定书，人民检察院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以起诉书为准，不得以公诉人当庭变更、追加、补充或者撤回起诉意见为准。对起诉书笔误的补正，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诉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对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也可以由公诉人当庭补正，但应在庭审笔录中予以记录。对量刑建议的调整，应当坚持必要和简便原则，可以由公诉机关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公诉人当庭提出。6.徐云、桑林华等非法经营案（第1453号）裁判要旨：不能以产品系非法入境、制作张贴含有虚假内容的商品标签等行为，即推定系伪劣产品。5.叶得利、孙鹏辉故意杀人、孙鹏辉窝藏案（第1454号）裁判要旨：雇凶杀人案件中，应从雇凶者和受雇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着手，准确认定罪责最为严重者。具体来说，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雇凶者不仅提起犯意，还与受雇者共同直接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2）雇凶者虽没有直接实施犯罪，但参与了共同犯罪的策划，以其为主制定犯罪方案，组织、指挥受雇者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3）雇凶者雇佣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4）雇凶者雇佣多人作案，各受雇者作用地位基本相当，责任相对分散或者责任难以分清，雇凶者则应对全案负责，罪责最为严重；（5）受雇者要求退出犯罪、中止犯罪，雇凶者通过提高酬劳等方式坚定受雇者犯罪意志的，雇凶者罪责最为严重；（6）雇凶者仅笼统提出犯意，没有参与策划犯罪，没有实施组织、指挥行为，也没有实行行为的，受雇者积极主动实施犯罪行为，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7）受雇者明显超出雇凶者授意范围实施犯罪，因行为过限造成更严重后果，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8）雇凶者撤回犯意，要求受雇者停止犯罪，受雇者仍然坚持实施犯罪行为，受雇者罪责最为严重。决定对雇凶者是否适用死刑时应以案中情节为主兼顾案外情节。有违社会道德的感情纠纷不能作为从宽事由；受雇者被“反杀”应纳入对雇凶者的量刑评价；坦白、立功情节一般的可以不予从宽；赔偿并获得谅解并不绝对排除死刑的适用。6.赵迎锋故意杀人案（第1455号）裁判要旨：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以及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属于“送亲投案”，可以认定为自首。亲友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与捆绑犯罪嫌疑人归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但犯罪嫌疑人缺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接受审查这个核心要件，不能视为自动投案。“现场待捕”型自首中的“现场”，应指犯罪现场而非其他场所。在此基础上，认定现场的具体范围根据个案情况而有所不同，但范围不宜过大。且犯罪嫌疑人没有藏匿等行为，侦查人员到达犯罪现场后即可发现，或者通过简单排查、走访、询问便能找到犯罪嫌疑人，方可视为在“现场等待”。自杀行为并不是自动投案的必然排除要件，即使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曾试图自杀，但只要其之后重新愿意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并主动投案的，仍可以被认定为自动投案。7.石龙回故意伤害案（第1456号）裁判要旨：在互相打斗过程中，一方为了使前来劝阻的妻子免受不法侵害，造成另一方死亡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防卫性质。如其防卫手段明显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8.李某破坏军婚案（第1457号）裁判要旨：对破坏军婚罪中“同居”的认定，在遵循刑法形式解释的同时，更应遵循对本罪实质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对军人婚姻产生实质破坏的否定评价。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应是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行为。在判断共同居住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时，也不应将同居的时间长短作为唯一的认定标准，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双方同居时间的长短、同居关系稳定程度，以及同居频率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长期通奸关系保持一年以上，时间相对持续、地点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经济上、生活上有着密切联系的，已具备同居的实质内容，对于婚姻尤其是军婚的破坏程度无异于同居，其实质已属于同居。9.李瑞华盗窃案（第1458号）裁判要旨：被告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使法庭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产生疑问的，应当启动合法性调查程序。具体而言，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线索包括了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细节信息，并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了详细描述，且该种非法取证行为存在发生的可能性，亦有查实的现实性，应当认定被告人及辩护人提供的线索具有具体的指向性，能够使法庭对被告人相关供述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公诉机关未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依法对被告人因非法取证而作出的供述及受该非法取证行为影响而作出的重复性供述予以排除。被害人在指认前的询问笔录中清晰描述出物品的特征，且与实物照片相一致的，可采纳作为定案证据。10.吴冰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第1459号）裁判要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本质在于损害了信息系统的功能。本罪中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的“删除、修改、增加”，必须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达到损害的程度，而且该程度是持续性的。行为人利用相关插件对系统数据进行修改并非法充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充值程序造成破坏，但该行为并未妨害其他游戏用户的正常充值，不能因此就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所指数据，并不需要早已存储在信息系统之中，也可以是系统根据设定即时生成的，故行为人利用系统漏洞非法获取游戏币，可以认定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11.董元寻衅滋事案（第1460号）裁判要旨：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但在新罪判决前缓刑已被撤销的，新罪判决仍应援引刑法第七十七条。12.陈枝滨等人开设赌场案（第1461号）裁判要旨：在认定抽奖式销售行为性质时，应当着重从抽奖式销售行为的实质、网络平台运营管理的性质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三个方面进行审查。（1）审查抽奖式销售行为的实质，首先看抽奖式销售是否真实，如行为人以抽奖式销售为名，通过操控中奖结果、虚假抽奖等方式骗取参与人财物，应考虑构成诈骗罪；相反，如属真实抽奖式销售，则可能涉及赌博类犯罪。其次，看抽奖式销售是否为主要经营内容及营利手段，如果纯粹或者主要以抽奖式销售为经营内容，且主要依靠无实物销售的折价、抽成等方式营利，应认定为赌博类犯罪；相反，如果抽奖式销售仅服务于正常商品销售经营，则不宜作为犯罪处理。（2）审查网络平台运营管理的性质，对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上提供较稳定场所（包括网站、微信群等）组织用户参与赌博，并对“场所”持续管理、运营、维护的行为，应认定为开设赌场。仅借助网络平台或者其他网络手段，在较小范围内召集人员参与较为隐秘的短期赌博的行为，可考虑定性为聚众赌博型的赌博罪。（3）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构成赌博类犯罪，涉案行为人应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应明知其使用的经营模式涉嫌或者可能涉嫌违规甚至违法。在涉及多层级人员参与网站或企业运营的案件中，对参与网站或企业运营的人员是否构成共犯，应重点审查其主观故意，即对经营行为实质是否知情。对部分仅参与经营某些环节，且确有证据证实对经营行为的营利方式、违规性质等均不知情的人员，不应以犯罪处理。13.肖应文、李秋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62号）裁判要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不仅指生效的判决、裁定确定的执行内容终局性、永久性无法执行，也包括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导致执行措施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形。14.董传桥、张锁等十九人污染环境案（第1463号）裁判要旨：两名以上被告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化学反应造成危害后果的，构成重叠的因果关系，即两个条件单独都不能导致结果发生，但都对结果发生起重要作用，相互之间没有意思联络，结合在一起同时起作用导致了结果的发生。此时，两个条件都与结果有因果关系。15.王甲受贿案（第1464号）裁判要旨：在普通行贿、受贿案件中，无论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之间的时间线被拉得再长，甚至是行贿、受贿双方约定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办事”、退休后收钱，谋利与收钱之间的对应关系仍是不言自明的，一般不需要特别证明。但当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时，则需要进一步证明。如谋利与收受财物一事之间的对应关系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则不应认定为受贿事实。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对于上述主管、负责、隶属、制约关系的理解，不能仅限于直接下属，而应当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单位的性质、职能、所任职务以及法律的规定、政策的影响、实践中的惯例、国情形成的制度安排等具体认定，不宜掌握过严。受贿案件中的涉案财物处理，把握的原则是不能使犯罪人从违法犯罪中获利，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应当一并追缴。对于查扣在案的财物，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第一，对于违法所得，一般应当追缴原物；第二，对于受贿款的增值部分应当一并追缴（对于房屋购买资金来源既有受贿款项，又有被告人及其家属合法收入的，应当追缴房屋价值中受贿款项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第三，对于财物贬值的，被告人以其他财物折抵，可以允许，并视情作为被告人积极退赃的一种表现；第四，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的，可以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进行折抵；第五，对于其他查封、扣押的在案财物，应当依法返还给被告人及其亲属。

《刑事审判参考》2021年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来源：刑事法譚 整理：刑事法譚 2021年度的《刑事审判参考》共有5辑（第124-128辑），其中第126辑系“《刑事诉讼法解释》专辑”，刊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并附随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刑事诉讼中基本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第124、125、127、128辑收录有第1364号至1433号指导案例。年终岁尾，我们将上述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予以汇总，呈现给各位读者。 【第124辑】1.汪庆樟交通肇事案（第136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滞留现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因其不救助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发生第二次事故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2.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第1365号）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两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行为人到案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其他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当时并未捕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如行为人带领侦查人员到同案犯在犯罪后的租住地，并进行现场指认，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已经完成，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现场抓获，但此后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因此行为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已经节省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应当认为立功。3.李二胜故意杀人案（第1366号）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在审查证据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审查判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实、可信，翻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2）审查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能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尸体检验意见、尸体照片等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进行比对审查，查看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做出合理解释，进而判断综合全案证据，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4.朱晓东故意杀人案（第1367号）裁判要旨：被告人虽予否认预谋杀人，但其本人具有预谋杀人的动机，且有证据证明其在案发之前进行相关犯罪准备，实施犯罪行为后并无惊愕、恐慌、懊悔、愧疚和积极补救行为，反而实施转移财产、肆意玩乐等行为，且被告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系预谋杀人。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对于被告人既有从宽处罚情节又有从严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节最终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例如：被告人是否为预谋杀人，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犯罪以后是否实施了足以代表其并无悔罪表现的恶劣行径，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背景及价值，被害方的诉请等。5.余正希故意伤害案（第1368号）裁判要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者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1）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2）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4）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6.高某某故意伤害案（第1369号）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该修正案实施之前已经判决并生效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根据故意犯罪的动机、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并结合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悔罪表现等，综合作出判断。对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决定不执行死刑的，不需要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决定执行死刑的，则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岳德分盗窃案（第1370号）裁判要旨：《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漏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人民法院在将前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8.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第137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本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该行为依法可以构成诈骗罪。“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9.黄金章诈骗案（第1372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准确区分，一般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三个方面予以界分：首先是欺骗内容。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最后是欺骗结果，也可以从主观上理解为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行为中，当事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合同利益；诈骗犯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对方的行为，是为了犯罪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10.阚莹诈骗案（第1373号）裁判要旨：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11.戴颖、蒯军寻衅滋事案（第1374号）裁判要旨：无论是根据《宪法》还是《刑法》有关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实践中，要注意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于其中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2.胡群光妨害作证、王荣炎帮助伪造证据案（第1375号）裁判要旨：“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不同于在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但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者民事诉讼过程中，有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等行为的，可以分别相应地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13.高云虚假诉讼案（第1376号）裁判要旨：在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应当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篡改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进而以虚假诉讼罪论处。在民事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中，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区分不同原告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14.胡文新、黎维军虚假诉讼案（第1377号）裁判要旨：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15.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单国强虚假诉讼案（第1378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侵害，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主体条件。第二，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证据条件。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控告被告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条件。16.万春禄虚假诉讼案（第1379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行为方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捏造事实并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以行为造成犯罪构成要件预定的后果为既遂标准。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行为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之一，即可构成本罪的既遂，此处的“司法秩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的正常司法活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后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裁判，或者大量占用司法资源、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等两个方面。17.张崇光、张崇荣虚假诉讼案（第138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交付审判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准确选择所适用的罪名。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虚假诉讼行为过程中如伴随有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等行为，可以相应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但根据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处所称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轻，而非被告人可能实际被判处的刑罚较轻。18.张伟民虚假诉讼案（第1381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客观危害后果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应当坚持谦抑性原则，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对虚假诉讼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直接按照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即可。19.侯春英非法行医案（第1382号）裁判要旨：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在诊所负责人默许的情况下长期独立从事医疗活动，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罪。20.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83号）裁判要旨：对于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21.孙德柱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第138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并收取毒品费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22.齐先贺贩卖、运输毒品案（第1385号）裁判要旨：毒品代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品代购是指行为人受吸毒者委托无偿为吸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广义的毒品代购，既包括狭义的毒品代购，也包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以及介绍毒品买卖等情形。行为人与购毒者缺少共同犯罪故意、脱离居间介绍性质，实质地参与到毒品交易环节中，成为独立上家的，应当认定其为毒品犯罪的实行犯，而非共犯。23.王怀珍容留卖淫案（第1386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属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上述规定中的前半段“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后半段“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仅指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年内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而被判处刑罚的，不适用上述规定。该解释条款所称“一年内”的起算节点，应是行为发生时间，而非行政处罚时间。【第125辑】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第127辑】1.黄来珠交通肇事案（第1403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而且注重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尤其是过失犯罪案件，要找好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着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涉及社会敏感因素、复杂背景、隐藏着风险的案件，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切忌一味图快，简单化处理。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程序上未按认罪认罚模式从简处理的，不影响实体从宽处罚。2.程千发危险驾驶案（第1404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制度，增设速裁程序，旨在为轻罪案件处理提供一条“快车道”，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要用足用好速裁程序，通过繁简分流，全流程提速，节约出司法资源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倾斜。醉驾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3.雒法池、雒法高等故意伤害案（第1405号）裁判要旨：对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机会，有利于矛盾化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其多元价值，发挥其应有功能。4.马贺飞盗窃案（第1406号）裁判要旨：实践中，要把轻罪案件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既有利于及时惩治犯罪，又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教育矫治功能，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轻罪案件应用好用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要根据案件性质、刑罚轻重、案件难易以及被告人的选择，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其分流功能，避免程序空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能不捕的，不捕，减少羁押；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可不诉的，不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5.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07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发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机关不予调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确保案件及时审结，被告人能够获得迅速及时的审判，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能够及时得到恢复。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应严格限制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二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形式要灵活简便，避免因量刑建议调整造成速裁不速度、简易不简，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发挥，影响庭审实质化。6.段红安妨害公务案（第1408号）裁判要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反悔不再认罪。此时，由二审发回重审，目的是通过完整的一审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程序，查清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一关键事实。发回重审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对重新审理后法院所作判决享有的上诉权。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项规定，只有速裁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非速裁案件，即便是被告人反悔不认罪而上诉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并不排除重审后宣告无罪，案件回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控辩对抗”的原点。7.苏桂花开设赌场案（第1409号）裁判要旨：对于检察机关按认罪认罚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被告人是否真正具有认罪认罚情。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进行全面实质审查。人民法院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审查量刑建议适用的刑种是否适当；二要对拟宣告刑与量刑建议的刑期进行比较；三要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类案量刑平衡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四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一般案件的量刑进行比较。检察机关因一审法院未建议调整量刑建议而抗诉的，二审法院不应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8.于国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10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要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一味追求诉讼效率，错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9.张永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第1411号）裁判要旨：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10.杨灏然贩卖毒品案（第1412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二审终审制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因此否定一审对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发现量刑过重的，应当依法改判，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切实发挥二审的救济和纠错功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二审法院也要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仅因检察机关抗诉就一律加重被告人刑罚。11.吴春兰、鲁长学容留卖淫案（第1413号）裁判要旨：“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刑罚评价取向有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的可预测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必须结合认罪价值以及案件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12.王建受贿案（第1414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被告人当庭确认签署具结书系出于自愿，或者当庭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确无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以此否定“认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议，背后隐匿、转移财产，拒不退赃退赔、赔偿损失、履行财产刑，明显无真诚悔罪表现的，不应当认定为“认罚”。人民法院对于“认罚”情节的否定，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释明相应的法律后果。【第128辑】1.王明等销售假药案（第1415号）裁判要旨：为销售而购入、存储假药的行为，属于销售的实行行为，现场查获的假药应当计入销售金额。生产、销售假药罪存在犯罪未遂，本罪的既遂与否应以假药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如果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进行实质性的交易行为，则构成犯罪未遂。2.廖俊昭故意伤害案（第1416号）裁判要旨：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帮工人属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张金福盗窃案（第1417号）裁判要旨：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宜采用“贴身说”，即随身携带的财物是他人贴身放置在口袋中或者包中的财物。因此，行为人盗窃的财物并非失主的贴身财物，即使处在身体的近处，如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也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而只能是普通盗窃的对象。4.王斌盗窃案（第1418号）裁判要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5.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第141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仅窃取到部分财物时，应当针对既遂与未遂情形分别量刑，并从一重处；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处罚。6.刘楚荣、刘汉杰、刘立辉诈骗案（第1420号）裁判要旨：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时，应当以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利用的具体身份来认定其行为性质。村民委员会符合“单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作为立法解释，具有溯及力，一经通过，即应作为理解和适用刑法第三十条的依据，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整个施行期间，对于刑法施行以后和在该立法解释通过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均应适用该立法解释进行处理。7.何上候等人诈骗案（第1421号）裁判要旨：集团犯罪是指由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不同犯罪集团相关特征的显性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可以从组织性、人员数量、犯罪手段以及团伙意志等方面对集团犯罪进行分析。通过确立集团犯罪的成员均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将成员参与期间集团的犯罪数额作为认定成员犯罪数额的基础。对于中途退出的普通集团成员，原则上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对于中途退出的集团骨干成员，因为骨干成员的参与行为，其危害后果能够继续延伸，故除非其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其行为对犯罪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否则犯罪数额不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同时，为解决个别成员参与时间较短、犯罪数额畸高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参与时间明显较短的，可以认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尚未形成，一般不认定为犯罪；第二，对于未直接实施诈骗（如“公司”行政人员），或直接实施诈骗数额较小、行为较少的参与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王伟男诈骗案（第142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9.杨志诚、韦宁、何文剑诈骗案（第1423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权登记后抵押借款的，诈骗犯罪行为在行为人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时已经完成，抵押借款系诈骗行为完成之后的事后行为。因此，行为人所涉诈骗罪的金额应以骗取的房产价值为准。10.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24号）裁判要旨：如果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而没有后续的实行行为，可能不需以犯罪处理。如果对其犯罪预备不以犯罪处理，除非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撤销缓刑。但当行为人实施了后续的实行行为，即使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之后，或者行为人的预备行为本身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时，则应当撤销前罪所判处的缓刑，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11.罗建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425号）裁判要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五种方式：一是用于附带民事赔偿款的执行；二是作为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及追缴不能时责令退赔；三是用于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四是作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即犯罪工具的没收；五是作为违禁品的没收。以上五种处置方式根据各自作用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补偿性的刑法手段；第二是惩罚性的刑法手段；第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类的刑法手段。在涉黑恶刑事案件的财产处置时，人民法院应当把握从严处置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平衡处置原则。除此之外，也应坚持“民事优先”原则，补偿性的刑法手段优于惩罚性的刑法手段，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优于财产权益补偿。12.陈庆豪开设赌场案（第1426号）裁判要旨：二元期权的实质是创造风险供风险投资者进行投机，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上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前的对赌。因此，经营二元期权类交易网站，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1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第1427号）裁判要旨：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名胜古迹的性质、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定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中的“情节严重”。14.刘清江、朱文向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428号）裁判要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之前捡拾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卵、蛋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的核准过程中，对量刑适当但个别事实认定和罪名适用方面存在瑕疵的，可以在核准案件的同时在裁定书中依法纠正相关瑕疵。15.钟文福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香樟除了属于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之外，只有野生的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6.吴常文贪污案（第1430号）裁判要旨：科研经费具有明确的专属性，并非课题组的私有财产，课题组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的科研经费不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行为人通过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转入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公司，公司确有参与科研合作的，应从公司参与科研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公司实际为科研项目的支出情况、科研经费真实去向等方面，综合认定行为人对套取的科研经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7.吴仕宝受贿案（第1431号）裁判要旨：交易型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则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实践中在认定索贿情节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先提出的均构成索贿，但是索贿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率先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请托人表达了收取财物的意图；（2）索贿的本质是违背了行贿人的意愿，虽然不要求达到被胁迫、勒索的程度，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出行贿人是出于压力、无奈、不情愿才交付财物。（3）实践中可以根据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大小，受贿人提出的财物要求是否在请托人心理预期之内，请托人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等进行综合判断。18.寿永年受贿案（第1432号）裁判要旨：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中，判定房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应当以二者的差价绝对值作为基础，同时兼顾折扣率（差额比）的高低，综合判断购房价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另外，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以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房产构成受贿，客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主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交易房产获得的差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所致，而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19.卢高春滥用职权案（第1433号）裁判要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放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导致其他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进而造成行政违法行为人逃避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款流失的损害后果，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审判参考》120—128辑共137案例裁判要旨汇总 整理：邓自华 来源：刑事法譚整理汇总每辑，法官隔壁在此基础上将120—128辑（自125开始由“集”变为“辑”）汇总在一起。转载仅供学习、交流、普法之用，向整理者表示感谢。第120集1.胡伦霞交通肇事案【第1297号】【裁判要旨】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行人同样可以构成本罪。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行为人事故责任的划分，可以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厘清。2.吴小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第1298号】【裁判要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不限于国有独资公司、企业。行为人在利用职务之便获知与相对方交易机会的情况下，未向本公司汇报，剥夺本公司交易机会而据为己有，属于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即使该同类营业超出本公司法定经营范围，只要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亦不影响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性质认定。3.高淑华、孙里海合同诈骗案【第1299号】【裁判要旨】在合同诈骗案中，应当综合合同签订的背景、被告人为生产经营所作出的努力、钱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不能简单地因被告人有欺骗行为直接得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尤其是行为人资产负债问题并不突出，合同相对方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可挽回损失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4.沈超故意杀人、抢劫案【第1300号】【裁判要旨】犯罪记录封存并非犯罪记录消灭，并不排斥在封存后的刑事诉讼中对已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法律评价。5.蒋伟伟抢劫案【第130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以杀人为目的，在实施杀人行为后，利用被害人已经死亡或者不能反抗的状态拿走被害人财物，实践中通常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并罚。因此，上述两种定性的区分，主要在于行为人主观动机的不同。对于行为人有无劫财目的，一是要审查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否具有合理性，二是要审查被告人供述的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客观情况是否具有一致性。6.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盗窃案【第1302号】【裁判要旨】“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是与犯罪有经常性或者密切性联系，对犯罪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的财物，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除此之外，在拟没收供犯罪使用的财物时，还应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该财物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相当。7.潘平盗窃案【第1303号】【裁判要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的，不符合《刑法》关于自动投案的成立条件、不符合自首制度的价值导向，且认定自首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协调，故不能认定为自首。8.刘康等人敲诈勒索案【第1304号】【裁判要旨】“黑中介”与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采用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手段强行收取不合理费用，或者编造各种理由，强行终止合同并迫使承租人搬出房屋，拒不退还应退钱款的行为，可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9.林作明寻衅滋事案【第1305号】【裁判要旨】吸毒致幻后持刀拦乘汽车、恐吓驾驶人员的行为，可视情况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如果原判判定数罪，二审经审查，在不改变原判认定事实的前提下认为应定为一罪的，可以在不超过原判决决定执行刑罚的情形下对一罪加重刑罚。10.韩召海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06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特征。司法实践中，“套路贷”通常的表现形式有：一是制造民间借贷假象；二是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三是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五是软硬兼施“索债”。对于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主要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现非法占有目的，“骗”取被害人财物的“套路贷”，一般以诈骗罪论处。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除行为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之外，以其他名目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11.常茂、吴江运输毒品案【第1307号】【裁判要旨】对于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二人以上死刑。12.王道军强迫卖淫案【第1308号】【裁判要旨】多次强迫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卖淫，不构成强迫卖淫罪的“情节严重”。强迫卖淫的次数虽不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但应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3.胡杨等协助组织卖淫案【第1309号】【裁判要旨】既非出资人，也非主要获利人，仅因受雇佣而担任执行经理，对卖淫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日常管理，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共犯，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14.张海峰组织卖淫、李志强协助组织卖淫、饶有才容留卖淫案【第1310号】【裁判要旨】奸淫幼女后，将幼女送至组织卖淫行为人处进行卖淫活动的，应当以强奸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将自己承包的营业场所提供给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以容留卖淫罪定罪处罚。15.郭某某介绍卖淫案【第1311号】【裁判要旨】介绍智障人员卖淫一般是按照介绍卖淫罪定罪处罚。但在下列情形下，要以强奸罪定罪处罚：（1）介绍人在介绍卖淫过程中还对智障人员实施了奸淫，此时应以强奸罪对介绍人定罪处罚，其介绍卖淫行为亦构成犯罪的，则以强奸罪和介绍卖淫罪数罪并罚。（2）嫖客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且介绍人也明知所介绍的人员属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智障人员的。16.阳怀容留卖淫案【第1312号】【裁判要旨】卖淫嫖娼属于对向性行为，只要双方达成卖淫嫖娼的合意并基于该故意着手实施的，就可以认定卖淫，而容留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容留卖淫，即容留卖淫罪是行为犯，卖淫嫖娼的行为是否完成不影响本罪既遂的成立。17.佟茂华、牛玉杰私分国有资产，佟茂华挪用公款、受贿案【第1313号】【裁判要旨】在企业改制期间隐匿国有资产，转为国家参股、众多经营管理和职工持股的改制后企业的行为，应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论处。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使用单位定期银行存单质押，贷款供他人使用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对认定以借款为名受贿行为时，不能仅看是否具有书面借款手续，还应根据借款事由、款项去向、双方关系以及是否有经济往来、出借方是否要求借方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私、借款后有无归还意思表示及行为、有无归还能力、未归还的原因等综合判断。121集1.支玖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第1314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因对人员、车辆进入小区需要核实、登记并办理证件不满而驾车冲撞不特定多人的行为，不应被评价为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杀人罪，而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且疫情防控期间针对疫情防控措施实施犯罪的，应予从重处罚。2.方永胜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5号】裁判要旨：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之间的区分，应当注意从以下几点入手：（1）考察交易是否实际完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客观上确实发生了交易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货物买卖关系，只是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标准；诈骗罪中行为人的目的在于直接占有对方财物，并没有真实的交易意图。（2）判断实际交付的财物与对方所支付财物价值差距是否较大。诈骗罪中也有行为人实际或者部分交付财物的情形，但可能是以交付少量财物骗取对方信任后进而诈骗更多财物或者交付的财物与真实产品质量或规格相去甚远甚至毫无关联，在成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或价值不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行为人交付的产品价值通常低于真实、合格产品价值，但也含有一定成本，行为人谋取的是伪劣产品与真实产品的差价，而不是为了骗取对方钱款。（3）从二者的侵犯客体进行区分、把握。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市场秩序。“三无产品”并不必然是“伪劣产品”。产品是否合格，有时可以通过外观、生活常识或直接验证使用效果等方式进行判断；对产品是否为“不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3.王丽莉、陈鹏销售伪劣产品案【第1316号】裁判要旨：市场中有部分N95、KN95口罩执行的是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和检疫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呼吸防护用品标准GB2626—2006，该标准不属于医用标准的范畴。因此，只有医用防护口罩、外科口罩、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才属于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中的“医用器材”。对于N95或者KN95口罩，应针对案件证据情况具体分析，如假冒的N95或者KN95口罩从执行标准方面确属于医用产品的，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反之，如无明确标示或者标注为防尘口罩的，则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4.白升余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第1317号】裁判要旨：销售冒牌口罩的行为同时触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的，应择一重罪处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明知”不仅可以根据被告人明确的供述进行认定，也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推定；而从认识的程度来说，“明知”不仅包括对事实的确知，还应当包括对一种高度可能性的认识。5.上海万晖特工贸有限公司、谢世全非法经营案【第1318号】裁判要旨：利用疫情“哄抬物价”，达到追诉标准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哄抬物价”在实践中的多种行为方式，包括直接提高价格、通过提高运费、搭售商品等变相提高价格、囤积商品、捏造和散布涨价信息等。在判断“哄抬物价”行为的罪与非罪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应当考虑物品价格上涨的幅度；（2）应当考虑非法经营数额和违法所得数额；（3）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6.倪劲锋诈骗案【第131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微信销售口罩实施撒网式诈骗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理由是：（1）电信网络诈骗突破了传统犯罪空间范畴，大多属于跨区域犯罪，地域化特征相对淡化，故不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明确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2）在基准刑及宣告刑的确定上应依法从严。（3）应严格控制缓刑的适用。7.王郊诈骗案【第1320号】裁判要旨：不宜将凡经电话、网络联络的诈骗犯罪均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对于借助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当被害人数量众多时，一般较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与普通诈骗。而当被害人较少时，则应综合在案因素进行判断：（1）行为人是否向不特定人员发布了虚假信息，包括主动发布以及在别人询问时对众人发布；（2）行为人未发布虚假信息的，是不是向不特定人员实施犯罪；（3）对于行为人利用其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电话、网络实施“精准诈骗”的，需调查核实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以及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8.孙佳英、蒋志诈骗案【第1321号】裁判要旨：对情节严重的涉疫情诈骗未遂行为应当定罪处罚。诈骗未遂存在不同量刑幅度，对于以数额巨大财物为诈骗目的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诈骗未遂，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基本的量刑幅度。对涉疫情的诈骗犯罪处罚应当体现从严。9.应鑫迪诈骗案【第1322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时期发生的涉疫情犯罪案件依法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快审快结。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疫情实施的犯罪应当从重处罚。10.张正诈骗案【第1323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人民法院依法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从快审结案件，凸显及时惩处和预防犯罪的审判效果。在依法从快审理涉疫情刑事案件情况下，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公平正义的审判效果。11.陈岗妨害公务案【第1324号】裁判要旨：凡是针对执行公务人员及其所属设备实施足以干扰和破坏公务活动正常执行的强制力量，都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的“暴力”方法。行为人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造成公务人员精神上的恐惧、心理上的压力或者自由意志的抑制，从而使公务人员处于不敢抗拒的境地而影响公务活动的正常执行，应当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基层自治组织人员在党委政府统一部署下，协助政府从事疫情防控、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应当视为从事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公务人员。12.黄潮尧妨害公务案【第1325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应当以妨害公务罪从严惩处。13.谢益波、邵颖妨害公务案【第1326号】裁判要旨：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从严惩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准确把握：（1）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准确定性、保障诉权；（2）全面结合犯罪事实与防控需要从严惩处；（3）综合考虑人性化的关怀，确保宽严相济。14.王福兵妨害公务案【第1327号】裁判要旨：在疫情防控期间，暴力袭击对其进行居家隔离劝导的民警，构成妨害公务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15.刘星星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案【第1328号】裁判要旨：判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应当从实质上把握虚假信息对公共生活有序状态的影响程度和普通公众的生活感受，进行综合判定。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判断：（1）虚假信息内容是否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2）虚假信息发布的时间是否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3）虚假信息直接受众范围是否较为广泛；（4）虚假信息传播是否受控。虚假信息发布之后，即使因为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阻止严重后果发生发展的，也可将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视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标准之一。16.谢庆茂寻衅滋事案【第1329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拒不配合疫情防控人员工作，为发泄个人不满，任意毁损公私财物，造成他人财物损失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7.卢方锁、周凯寻衅滋事案【第1330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期间，为逞强耍横、显示威风、发泄情绪，随意殴打从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务人员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18.叶国新赌博案【第1331号】裁判要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违反疫情防控不得进行公共聚集活动的相关规定，进行聚众赌博的，相比于正常时期的赌博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大，故应以赌博罪从严惩处。19.黎善文传染病防治失职案【第1332号】裁判要旨：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一般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1）主观动机和客观行为表现不同，即行为人是否认真履职，在恪尽职守中是否能预见或者已经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严重后果。（2）追责前提不同，即行为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后果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作用力大小。（3）政策界限不同，即在国家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尚未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时，行为人履职中行为有差错，通常属于工作失误；反之，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之后，具有司法解释所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才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论处。关于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存在其他原因，且行为人有自首情节时，量刑时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张勇智妨害传染病防治案【第1333号】裁判要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尚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宣布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行为人，故意隐瞒与武汉人员有接触史的事实，不遵守相关规定，不执行隔离措施进入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导致相关人员被隔离，其居住小区被封闭管控的，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止罪追究刑事责任。122集1.余坤峰交通肇事案（第1334号）【裁判要旨】对被告人“自首认罪”案件的证据审查，依然应当恪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具体而言，在微观上，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案件事实层面，对被告人所述“各犯罪环节”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判断；在宏观上，综合全案证据，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正反两个维度对整个指控证据体系进行全面审查判断。2.邓文均、符纯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第1335号）【裁判要旨】“口水油”中聚集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属于废弃食用油脂，能够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使用“口水油”加工食品并用于出售，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3.易某某非法经营案（第1336号）【裁判要旨】烟花爆竹制品不应直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爆炸物。行为人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买卖烟花爆竹制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适用《刑法》第225条第（四）项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4.周长兵非法经营宣告无罪案（第1337号）【裁判要旨】在办理非法经营刑事案件过程中，对于涉案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单独评价，而不应以“情节严重”与否代替。行为人虽然没有获取保安服务许可证，但无实质上违法犯罪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认定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5.王秀敏故意杀人案（第1338号）【裁判要旨】不管是普通程序第一审案件，还是再审程序第一审案件，归根到底都是第一审案件，同案两名被告人分处上述两个程序的，存在并案审理的程序基础。《刑诉法解释》第386条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上述“再审不加刑”适用于再审事实与原判事实相同的情况，当再审出现新的犯罪事实时，可以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6.被告人梁某强奸案（第1339号）【裁判要旨】即使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且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但无充分证据证明强制行为与发生性关系之间因果关系的，不能认定强奸罪的成立。此外，对于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案件，尤其是男女双方曾经是恋人关系、通奸关系的强奸案件，应当结合男女双方的感情历程进行全面分析。7.张某文抢劫、抢夺案（第1340号）【裁判要旨】在死刑案件中，证实被告人姓名等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证实被告人构成累犯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被告人的姓名、是否构成累犯等事实不清的，应发回重审。8.蒲长才盗窃案（第1341号）【裁判要旨】对非数额型盗窃罪判处罚金，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当符合罚金刑设立的立法目的。对于单纯的数额型盗窃行为，应当在1000元以上盗窃数额的2倍以下判处罚金；而对于非数额型盗窃行为，即使有明确的盗窃数额，但如果盗窃数额较小（未达到数额犯入罪标准的），也应当按照“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之规定，在1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判处罚金。9.黄钰诈骗案（第1342号）【裁判要旨】判断一个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犯罪，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就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即使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有欺诈行为，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赖账，确实打算偿还的，就仍属于民事纠纷，不应认定为诈骗罪。此外，一般来说，构成诈骗罪的行为，应当是不能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行为。欺骗行为尚不严重，不影响被骗人通过民事途径进行救济的，不宜轻易认定为诈骗犯罪。10.王江浩挪用资金案（第1343号）【裁判要旨】参照《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批复等文件中确立业主委员会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地位，业主委员会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其他单位”。业主委员会账户内资金也可以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中的“本单位资金”。11.周禄宝敲诈勒索案（第134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敲诈勒索罪与利用信息网络维权的关键。在具体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有正当的权利，即行为人索取财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依据。（2）是否在正当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如涉及到的权利是内容确定的债权，但主张对方给付的财物远超出债权的数额范围之外，则不属于正当权利的范围；如涉及的权利是内容不确定的债权，或者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场合，行为人所提出的财产性要求与债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相关，即使所要求数额较大，也应当视为行使正当权利。（3）行使权利的手段是否具有必要性和相当性，债权本身的重大性、手段行为侵害相对方权益的程度、手段行为本身是否合法，行为人是否存在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等，均是需要考虑的因素。12.朱伦军寻衅滋事案（第1345号）【裁判要旨】多次拦截他人强行夺取较低经济价值物品的行为，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构成要件的角度，判断一个行为是构成抢劫罪还是寻衅滋事罪，首先应当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还是满足畸形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其次应当判断该行为客观上主要侵害的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还是滋扰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此外，在区分罪与非罪时，还要充分发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指导作用，考虑一般大众的朴素正义情感，正确衡量犯罪行为的实质危害性大小。13.夏恒寻衅滋事案（第1346号）【裁判要旨】凌晨酒后驾车追撵他人机动车，导致车损人伤的行为，可以构成危险驾驶罪与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的竞合，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14.夏永华等人开设赌场案（第1347号）【裁判要旨】开设微信赌博群，利用抢红包等方式进行赌博的，可以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对于利用微信群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款予以认定。15.赛黎华、王翼龙贩卖毒品，赛黎华非法持有毒品案（第1348号）【裁判要旨】非法持有毒品罪中的“持有”是指对毒品实际占有、携有、藏有或者其他方式持有毒品的行为。持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即行为人与毒品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持有不要求物理上的握有，不要求行为人时时刻刻将毒品握在手中、放在身上和装在口袋里，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它的存在，能够对之进行管理或者支配，就是“持有”。特殊自首中的同种罪行，包括相同罪名的罪行，选择性罪名的罪行以及法律上、事实上存在密切关联的罪行。16.袁七虎容留、介绍卖淫案（第1349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的认定，主要考虑卖淫人数、卖淫人员特殊性，并将非法获利情况也作为依据。认定于容留、介绍卖淫“情节严重”，应当从卖淫人数、时间长度、社会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如果卖淫次数已经查实，在法定刑幅度范围内应当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17.阎吉粤介绍卖淫案（第135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线上介绍他人卖淫嫖娼致他人线下达成卖淫嫖娼交易，但并未对卖淫嫖娼活动实施管理或者控制行为，应当认定为介绍卖淫罪。行为人利用QQ群组实施介绍卖淫行为，在构成介绍卖淫罪的同时，还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属于竞合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可以结合行为人所发布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扩散范围，获取非法利益的数额、受害人的多少、造成的社会影响等因素结合考量。18.梁世勋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第1351号）【裁判要旨】贩卖含有淫秽视频的网络云盘，应当按照网络云盘中实际存储的淫秽视频文件数量认定淫秽物品的数量。但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案件的各种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恰当量刑。19.李群受贿案（第1352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接受请托单位房屋装修，请托单位虽未明确免除其装修款，但从行为人的偿还能力、拖欠装修款的时间、请托单位将该笔装修款予以核销以及行为人为请托单位谋取利益等事实，综合可以推定行为人与请托单位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关系的，可以受贿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一审认罪获得轻判，二审翻供的，虽然表明其认罪悔罪情况有了变化，但依据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检察机关没有提起抗诉的情况下，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20.王琦筠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第1353号）【裁判要旨】玩忽职守类犯罪罪名竞合时，应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未在合同上签字署名，但接受委派，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调查、核实、商谈等工作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被骗的，依法构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123集1.吴学占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4号）裁判要旨：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具备四个特征。（1）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组织成员人数较多，虽然2018年两高两部《指导意见》取消了“10人”的标准，但对于人数较少（如7人以下）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特别慎重；②组织成员有明确的层级，一般分为三级，分别为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和一般参加者；③犯罪组织稳定，即犯罪组织存续时间较长、主要成员固定。（2）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主要是以暴力或者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欺压和残害。其中，软暴力是指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3）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是指该组织的主要犯罪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支持组织活动、豢养组织成员，也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维系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4）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性特征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侵害对象及对侵害后果具体、直接、特定外，还要求具有间接的、不特定的、抽象的侵害对象和侵害后果，即“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上述间接的、不特定的侵害对象和后果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危害后果和本质特征。（5）上述四个特征中，危害性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要以危害性特征为实质判断的核心，对危害性特征非常典型，其他特征不十分典型的犯罪组织，如人数相对较少，存续时间相对较短，层级不十分鲜明，获取的经济利益数额不大等，也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2.谢培中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5号）裁判要旨：认定一个犯罪组织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指的是它最终完全具备上述四个特征，但不能据此要求它在形成伊始就已然完全具备四个特征。在甄别、确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标志性事件时，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1）该事件一般是组织、领导者亲自组织或直接参与实施的违法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事件；（2）该事件对于涉案犯罪组织进一步发展做大或者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开始初步形成非法影响具有明显作用，客观上为该组织实施后续违法犯罪活动打下基础；（3）标志性事件一般发生在首次有组织犯罪之前或者本身就是首次有组织犯罪。3.龚品文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6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软暴力”的强度应以相关行为是否足以对群众造成实质性的心理强制为根本落脚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1）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具有长期性；（2）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一般应具有多样性；（3）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体现出明显的组织性特征；（4）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软暴力”应有能够直接构成犯罪的行为，并造成明显的实害后果。4.方悦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7号）裁判要旨：对于“合法公司”外衣下涉“套路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重点从对组织成员的控制来把握“组织特征”，重点从公司存续的目的来把握“经济特征”，重点从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来把握“行为特征”，重点从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来把握“危害性特征”。5.黄图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8号）裁判要旨：对于借助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是否可以评价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应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构成要件和行为特征方面进行分析。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客观要求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仍加入并接受其领导和管理的行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认定为“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是多次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积极参加的是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且作用突出。其中的“较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既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性质严重的暴力性犯罪，也包括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其他严重犯罪。而“作用突出”应理解为在犯意形成、共同犯罪行为完成以及危害结果发生等方面具有的突出性、决定性作用；三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起重要作用，即对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财物、事务等重要事项具有“主要管理权”，且对犯罪组织的维系、运行、活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的成员。6.张礼琦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359号）裁判要旨：连续犯的起止行为跨越《刑法》修订前后的，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的<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精神，应当按照修正后《刑法》的规定处罚，也以修订后《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计算追诉时效。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但本罪的犯罪故意不要求行为人明确认识到其包庇、纵容的对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即可。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时，要综合考虑行为人对包庇、纵容对象的形态、规模、成员、行为方式的了解程度，以及本人与组织成员交往的密切程度等。7.吴强等人敲诈勒索、抢劫、贩卖毒品、故意伤害案（第1360号）裁判要旨：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普通犯罪集团区分的关键在于，第一，由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具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往往具有复合性，不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或者社会管理秩序；第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由于不同程度带有“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且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第三，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必然带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带有欺凌、强制、压迫的性质。如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明显仅系为了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也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特征的，则不能认定为恶势力犯罪。8.周方健等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案（第1361号）裁判要旨：恶势力具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共同实施犯罪活动的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二，以暴力、威胁或者“软暴力”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第三，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第四，具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过渡性特征，即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管理秩序形成对抗，并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9.陈寅岗等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诈骗案（第1362号）裁判要旨：“套路贷”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套路贷”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非法侵占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财产，一般情况下应当以侵财类犯罪定罪处罚。对于行为人以“保证金”“中介费”“违约金”等虚假理由，非法占有的被害人财物，应全部计入犯罪数额。如行为人在索债过程中使用了殴打、非法拘禁等暴力手段，或者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使用暴力、胁迫等方法，符合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对于“套路贷”犯罪行为同时构成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多种犯罪的，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进行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又构成诈骗罪的，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10.张凤江等14人诈骗案（第1363号）裁判要旨：在认定“套路贷”犯罪数额时，应当与民间借贷相区别，从整体上予以否定性评价，“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行为人实际给付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人民法院总体上采取就低原则认定，但如被告人未供述具体金额，而被害人所称的被骗金额合理，且在虚高的借条金额及走银行流水的合理范围内，则可按照被害人陈述中的被骗金额予以认定。被害人经催讨后无力还款，行为人将债务“平账”至其他团伙，且其他团伙将平账钱款实际支付给行为人的，诈骗既遂金额按照“平账钱款-借款本金”予以认定。行为人着手实施“套路贷”诈骗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犯罪未遂的金额应当以“虚高借条的数额（或诉讼数额）-借款本金数额”予以认定。124集1.汪庆樟交通肇事案（第136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交通肇事后滞留现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因其不救助行为而导致被害人发生第二次事故并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2.江彬、余志灵、陈浩保险诈骗、诈骗案（第1365号）裁判要旨：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两者属于法条竞合的关系，一般应遵循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行为人到案后向司法机关提供犯罪后掌握的其他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已经超出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范畴。带领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但当时并未捕获，并不当然阻却立功的认定，如行为人带领侦查人员到同案犯在犯罪后的租住地，并进行现场指认，其协助抓捕的行为已经完成，即使因客观原因未能现场抓获，但此后侦查人员抓捕同案犯并未再付出时间和精力，因此行为人的协助抓捕行为已经节省了司法资源，符合立功制度的本质，应当认为立功。3.李二胜故意杀人案（第1366号）裁判要旨：对于被告人翻供且缺乏客观性证据的案件，在审查证据时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1）审查判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否真实、可信，翻供理由是否合理，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2）审查其他间接证据是否能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并排除合理怀疑。根据不同案件类型，可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尸体检验意见、尸体照片等证据，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进行比对审查，查看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对这些矛盾能否做出合理解释，进而判断综合全案证据，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4.朱晓东故意杀人案（第1367号）裁判要旨：被告人虽予否认预谋杀人，但其本人具有预谋杀人的动机，且有证据证明其在案发之前进行相关犯罪准备，实施犯罪行为后并无惊愕、恐慌、懊悔、愧疚和积极补救行为，反而实施转移财产、肆意玩乐等行为，且被告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系预谋杀人。实践中，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适用死刑时十分慎重，对于被告人既有从宽处罚情节又有从严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节最终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死刑，例如：被告人是否为预谋杀人，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被告人在犯罪以后是否实施了足以代表其并无悔罪表现的恶劣行径，被告人自动投案的背景及价值，被害方的诉请等。5.余正希故意伤害案（第1368号）裁判要旨：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是指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了错误或者不当的行为，且该行为违背了法律或者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等，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其他正当利益，客观上激发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实践中，认定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错，应具备以下条件：（1）过错行为的实施者是被害人；（2）被害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或者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应当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同时，这种应受谴责性应达到一定的程度，轻微的过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3）被害人主观上具有过错；（4）过错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之间具有关联性。6.高某某故意伤害案（第1369号）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应当适用于该修正案实施之前已经判决并生效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认定，应当根据故意犯罪的动机、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犯罪情节，并结合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的改造、悔罪表现等，综合作出判断。对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决定不执行死刑的，不需要再经过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决定执行死刑的，则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岳德分盗窃案（第1370号）裁判要旨：《刑法》第七十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中的“前后两个判决”，是指前罪判决和漏罪判决，不包括减刑裁定。经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以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已被执行的刑期，属于刑罚执行问题，虽然在漏罪并罚后的新判决中无法体现，但可在新判决执行过程中予以考虑。人民法院在将前罪与漏罪进行并罚作出新判决时无须撤销原减刑裁定。8.朱港春、李俊乐诈骗案（第1371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的借款已经全部归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已经消灭，仍然故意捏造事实，起诉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再次归还本息，属于刑法理论所称的“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该行为依法可以构成诈骗罪。“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行为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日尚未处理的，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9.黄金章诈骗案（第1372号）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对诈骗罪和民事欺诈准确区分，一般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欺骗结果三个方面予以界分：首先是欺骗内容。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最后是欺骗结果，也可以从主观上理解为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行为中，当事人主观上也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但这种利益是通过民事行为，如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合同利益；诈骗犯罪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谋取的不是民事行为的对价利益，而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即使行为人有表面上的履约行为，也只是掩人耳目或者迷惑对方的行为，是为了犯罪的顺利实施而付出的犯罪成本。10.阚莹诈骗案（第1373号）裁判要旨：诈骗数额认定应当考虑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诈骗行为的顺利实施，行为人需要一定的投入。如该种投入是以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为支出对象，因对被害人损失没有任何弥补，故不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如该种投入直接以被害人为支付对象，考虑到其对受损的法律关系有所弥补，在特定情形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具体而言，即：对于案发前行为人向被害人归还的财物，以及在诈骗过程中行为人向被害人交付或者支付的有利用可能性的财物，可以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核减。11.戴颖、蒯军寻衅滋事案（第1374号）裁判要旨：无论是根据《宪法》还是《刑法》有关规定，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是不同的，只有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才构成非法拘禁罪，实践中，要注意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区分开来。实施轻微暴力又同吃、同住、同行跟随讨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对于其中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可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12.胡群光妨害作证、王荣炎帮助伪造证据案（第1375号）裁判要旨：“部分篡改型”的诉讼行为，不同于在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凭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无中生有型”行为。“部分篡改型”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但行为人在提起民事诉讼之前或者民事诉讼过程中，有妨害作证、伪造证据等行为的，可以分别相应地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13.高云虚假诉讼案（第1376号）裁判要旨：在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应当结合民事诉讼理论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实质判断，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确实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仅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篡改的，不宜简单认定为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进而以虚假诉讼罪论处。在民事普通共同诉讼案件中，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虚假诉讼罪，应当区分不同原告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14.胡文新、黎维军虚假诉讼案（第1377号）裁判要旨：以捏造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调解书的，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15.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单国强虚假诉讼案（第1378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自己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到虚假诉讼犯罪行为侵害，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主体条件。第二，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通过虚假诉讼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证据条件。第三，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曾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控告被告人实施虚假诉讼犯罪行为，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这是提起刑事自诉的程序条件。16.万春禄虚假诉讼案（第1379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行为方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捏造事实并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以行为造成犯罪构成要件预定的后果为既遂标准。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行为造成“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之一，即可构成本罪的既遂，此处的“司法秩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的正常司法活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后导致司法机关作出错误裁判，或者大量占用司法资源、影响正常司法活动等两个方面。17.张崇光、张崇荣虚假诉讼案（第1380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交付审判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来准确选择所适用的罪名。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前，虚假诉讼行为过程中如伴随有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等行为，可以相应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但根据虚假诉讼罪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处所称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轻，而非被告人可能实际被判处的刑罚较轻。18.张伟民虚假诉讼案（第1381号）裁判要旨：虚假诉讼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以客观危害后果为主要依据的原则，应当坚持谦抑性原则，应当坚持体系解释原则。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生效后，对虚假诉讼罪“情节严重”的标准直接按照该解释第三条规定认定即可。19.侯春英非法行医案（第1382号）裁判要旨：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在诊所负责人默许的情况下长期独立从事医疗活动，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而不构成医疗事故罪。20.解景芳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83号）裁判要旨：对于破坏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据，综合考量涉案动物的濒危程度、野外种群情况、人工繁育情况、用途、行为手段和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罪责刑相适应。21.孙德柱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第1384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容留他人在自己家中吸食毒品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在容留他人吸毒的场所为吸毒者提供毒品并收取毒品费用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22.齐先贺贩卖、运输毒品案（第1385号）裁判要旨：毒品代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毒品代购是指行为人受吸毒者委托无偿为吸毒者代为购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广义的毒品代购，既包括狭义的毒品代购，也包括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而为其代购毒品以及介绍毒品买卖等情形。行为人与购毒者缺少共同犯罪故意、脱离居间介绍性质，实质地参与到毒品交易环节中，成为独立上家的，应当认定其为毒品犯罪的实行犯，而非共犯。23.王怀珍容留卖淫案（第1386号）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一年内曾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被行政处罚，又实施容留、介绍卖淫行为的”，属于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入罪标准。上述规定中的前半段“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而后半段“容留、介绍卖淫行为”中的“卖淫行为”，仅指刑法意义上的卖淫行为。一年内因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而被判处刑罚的，不适用上述规定。该解释条款所称“一年内”的起算节点，应是行为发生时间，而非行政处罚时间。125辑（从125开始由“集”改为“辑”）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126辑刑诉法解释专刊127辑1.黄来珠交通肇事案（第1403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案件繁简分流，而且注重矛盾化解，实现恢复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民间矛盾引发的案件尤其是过失犯罪案件，要找好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着力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涉及社会敏感因素、复杂背景、隐藏着风险的案件，即便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切忌一味图快，简单化处理。被告人确有认罪认罚表现，程序上未按认罪认罚模式从简处理的，不影响实体从宽处罚。2.程千发危险驾驶案（第1404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规定认罪认罚制度，增设速裁程序，旨在为轻罪案件处理提供一条“快车道”，实践中醉驾案件处理要用足用好速裁程序，通过繁简分流，全流程提速，节约出司法资源向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倾斜。醉驾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此类案件的处理要发挥速裁程序的功能。3.雒法池、雒法高等故意伤害案（第1405号）【裁判要旨】对民间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落实，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机会，有利于矛盾化解和社会秩序的恢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要充分认识其多元价值，发挥其应有功能。4.马贺飞盗窃案（第1406号）【裁判要旨】实践中，要把轻罪案件作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点，既有利于及时惩治犯罪，又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教育矫治功能，有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轻罪案件应用好用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要根据案件性质、刑罚轻重、案件难易以及被告人的选择，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符合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依法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充分发挥其分流功能，避免程序空转，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强制措施的适用上，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其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虑因素，能不捕的，不捕，减少羁押；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可不诉的，不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依法判处缓刑，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5.刘正民、马武凯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07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审理发现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检察机关不予调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判决，确保案件及时审结，被告人能够获得迅速及时的审判，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能够及时得到恢复。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应严格限制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二是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形式要灵活简便，避免因量刑建议调整造成速裁不速度、简易不简，进而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能的发挥，影响庭审实质化。6.段红安妨害公务案（第1408号）【裁判要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反悔不再认罪。此时，由二审发回重审，目的是通过完整的一审庭审质证及法庭辩论程序，查清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这一关键事实。发回重审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对重新审理后法院所作判决享有的上诉权。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45条第一项规定，只有速裁案件被告人反悔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非速裁案件，即便是被告人反悔不认罪而上诉的，不适用上述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只能依普通程序审理；发回重审后不再按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并不排除重审后宣告无罪，案件回到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的“控辩对抗”的原点。7.苏桂花开设赌场案（第1409号）【裁判要旨】对于检察机关按认罪认罚案件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被告人是否真正具有认罪认罚情。即，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进行全面实质审查。人民法院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审查量刑建议适用的刑种是否适当；二要对拟宣告刑与量刑建议的刑期进行比较；三要注重类案检索，确保类案量刑平衡和法律适用的统一；四要对认罪认罚案件与一般案件的量刑进行比较。检察机关因一审法院未建议调整量刑建议而抗诉的，二审法院不应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8.于国民拒不执行判决案（第1410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要对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避免一味追求诉讼效率，错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实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注重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9.张永利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第1411号）【裁判要旨】即使被告人认罪认罚且辩护人采取罪轻辩护的思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不应因被告人认罪认罚而降低，这也是我国认罪认罚制度与辩诉交易的重要区别。10.杨灏然贩卖毒品案（第1412号）【裁判要旨】《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限制，二审终审制仍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的，二审法院应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因此否定一审对认罪认罚情节的认定，发现量刑过重的，应当依法改判，原判量刑适当的，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切实发挥二审的救济和纠错功能，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二审法院也要坚持全面审查和依法裁判原则，不能仅因检察机关抗诉就一律加重被告人刑罚。11.吴春兰、鲁长学容留卖淫案（第1413号）【裁判要旨】“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刑罚评价取向有利于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后果的可预测性。“认罪越早、从宽越多”必须结合认罪价值以及案件性质、情节后果等因素综合考量。12.王建受贿案（第1414号）【裁判要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罚”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侦查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在审查起诉阶段表现为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审判阶段表现为被告人当庭确认签署具结书系出于自愿，或者当庭表示认罪，愿意接受处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但确无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以此否定“认罚”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接受量刑建议，背后隐匿、转移财产，拒不退赃退赔、赔偿损失、履行财产刑，明显无真诚悔罪表现的，不应当认定为“认罚”。人民法院对于“认罚”情节的否定，应当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并向被告人释明相应的法律后果。128辑1.王明等销售假药案（第1415号）【裁判要旨】为销售而购入、存储假药的行为，属于销售的实行行为，现场查获的假药应当计入销售金额。生产、销售假药罪存在犯罪未遂，本罪的既遂与否应以假药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如果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进行实质性的交易行为，则构成犯罪未遂。2.廖俊昭故意伤害案（第1416号）【裁判要旨】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帮工人属于对被害人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张金福盗窃案（第1417号）【裁判要旨】盗窃罪中的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扒窃的对象必须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关于“随身携带”的理解，宜采用“贴身说”，即随身携带的财物是他人贴身放置在口袋中或者包中的财物。因此，行为人盗窃的财物并非失主的贴身财物，即使处在身体的近处，如放置在座椅旁、自行车筐内等，也不能成为扒窃的对象，而只能是普通盗窃的对象。4.王斌盗窃案（第1418号）【裁判要旨】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犯新罪，主刑执行期间应停止计算剥夺政治权利刑期。前罪再审改判确认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不必然影响本罪应予并罚的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刑期的计算。5.程少杰盗窃、传授犯罪方法案（第141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未针对特定财物实施盗窃，应当以其实际得手的数额来认定犯罪数额。当行为人明确以数额特别巨大之财物作为目标，即使未能窃得财物或实际窃得的财物价值不大的，也应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并同时适用未遂的相关规定。当行为人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明确目标，仅窃取到部分财物时，应当针对既遂与未遂情形分别量刑，并从一重处；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处罚。6.刘楚荣、刘汉杰、刘立辉诈骗案（第1420号）【裁判要旨】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等多种身份时，应当以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所利用的具体身份来认定其行为性质。村民委员会符合“单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特征，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的适格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作为立法解释，具有溯及力，一经通过，即应作为理解和适用刑法第三十条的依据，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整个施行期间，对于刑法施行以后和在该立法解释通过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均应适用该立法解释进行处理。7.何上候等人诈骗案（第1421号）【裁判要旨】集团犯罪是指由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不同犯罪集团相关特征的显性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可以从组织性、人员数量、犯罪手段以及团伙意志等方面对集团犯罪进行分析。通过确立集团犯罪的成员均构成犯罪的基本原则，将成员参与期间集团的犯罪数额作为认定成员犯罪数额的基础。对于中途退出的普通集团成员，原则上犯罪数额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对于中途退出的集团骨干成员，因为骨干成员的参与行为，其危害后果能够继续延伸，故除非其采取措施尽力消除其行为对犯罪集团的影响和作用，如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等，否则犯罪数额不计算至其退出时点。同时，为解决个别成员参与时间较短、犯罪数额畸高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参与时间明显较短的，可以认为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尚未形成，一般不认定为犯罪；第二，对于未直接实施诈骗（如“公司”行政人员），或直接实施诈骗数额较小、行为较少的参与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8.王伟男诈骗案（第1422号）【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中可以依法处理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组织展示证据，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但不得以此替代正式的庭审。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9.杨志诚、韦宁、何文剑诈骗案（第1423号）【裁判要旨】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权登记后抵押借款的，诈骗犯罪行为在行为人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时已经完成，抵押借款系诈骗行为完成之后的事后行为。因此，行为人所涉诈骗罪的金额应以骗取的房产价值为准。10.董军立故意毁坏财物案（第1424号）【裁判要旨】如果行为人在缓刑考验期内只是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而没有后续的实行行为，可能不需以犯罪处理。如果对其犯罪预备不以犯罪处理，除非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撤销缓刑的情形，否则不能轻易撤销缓刑。但当行为人实施了后续的实行行为，即使实行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之后，或者行为人的预备行为本身有必要进行刑事处罚时，则应当撤销前罪所判处的缓刑，与新罪所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11.罗建生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第1425号）【裁判要旨】刑事案件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置有五种方式：一是用于附带民事赔偿款的执行；二是作为违法所得进行追缴及追缴不能时责令退赔；三是用于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执行；四是作为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即犯罪工具的没收；五是作为违禁品的没收。以上五种处置方式根据各自作用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补偿性的刑法手段；第二是惩罚性的刑法手段；第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类的刑法手段。在涉黑恶刑事案件的财产处置时，人民法院应当把握从严处置原则、依法处置原则、平衡处置原则。除此之外，也应坚持“民事优先”原则，补偿性的刑法手段优于惩罚性的刑法手段，被害人人身损害赔偿优于财产权益补偿。12.陈庆豪开设赌场案（第1426号）【裁判要旨】二元期权的实质是创造风险供风险投资者进行投机，与“押大小、赌输赢”的赌博行为本质上相同，实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之前的对赌。因此，经营二元期权类交易网站，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1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第1427号）【裁判要旨】对名胜古迹的损毁程度，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可以鉴定的情况下，专家意见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司法解释不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名胜古迹的性质、地位、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定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中的“情节严重”。14.刘清江、朱文向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428号）【裁判要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效之前捡拾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卵、蛋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捕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的核准过程中，对量刑适当但个别事实认定和罪名适用方面存在瑕疵的，可以在核准案件的同时在裁定书中依法纠正相关瑕疵。15.钟文福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香樟除了属于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的古树名木之外，只有野生的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6.吴常文贪污案（第1430号）【裁判要旨】科研经费具有明确的专属性，并非课题组的私有财产，课题组对项目承担单位管理的科研经费不具有随意处置的权利。行为人通过虚列支出、虚开发票等手段套取科研经费转入个人实际控制的公司或关联公司，公司确有参与科研合作的，应从公司参与科研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公司实际为科研项目的支出情况、科研经费真实去向等方面，综合认定行为人对套取的科研经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7.吴仕宝受贿案（第1431号）【裁判要旨】交易型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应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则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实践中在认定索贿情节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把握：（1）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先提出的均构成索贿，但是索贿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率先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请托人表达了收取财物的意图；（2）索贿的本质是违背了行贿人的意愿，虽然不要求达到被胁迫、勒索的程度，但是应当能够反映出行贿人是出于压力、无奈、不情愿才交付财物。（3）实践中可以根据受贿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大小，受贿人提出的财物要求是否在请托人心理预期之内，请托人请托事项是否违法等进行综合判断。18.寿永年受贿案（第1432号）【裁判要旨】在房产交易型受贿案件中，判定房屋交易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应当以二者的差价绝对值作为基础，同时兼顾折扣率（差额比）的高低，综合判断购房价是否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另外，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以明显高于或者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房产构成受贿，客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主观上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交易房产获得的差价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所致，而是权钱交易的结果，才能认定其成立受贿罪。19.卢高春滥用职权案（第1433号）【裁判要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安排工作人员放弃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导致其他行政机关无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进而造成行政违法行为人逃避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款流失的损害后果，可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审判参考》第125集指导案例裁判要旨汇总（含证据“四无”案件如何处理等） 来源：说刑品案公众号 编辑：金亚太律师事务所 按：《刑事审判参考》自第125辑始，转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本辑收录了第1387号至第1402号共计16起指导案例，所涉问题既包括实体法中犯罪构成要件及条文解读，也涵盖程序法中证据的综合运用及某一种类证据的采信。尤其是其中第1396号指导案例对于“为逃避执行，在民事裁判前转移财产并持续至执行阶段的行为如何定性”的探讨，角度独特、别出心裁，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和价值。鉴于此，我们将本期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总结如下，供大家在理论研习和实务操作中加以参考。 1.江苏北极皓天科技有限公司、杨佳业欺诈发行债券案（第1387号）裁判要旨：私募债券从本质上讲符合“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的基本特征，因此理应属于欺诈发行债券罪的规制对象。欺诈发行债券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特指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自然人和单位。欺诈发行债券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债券发行市场的管理制度以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欺诈发行债券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中，应以行为人实际募集的数额作为本罪的发行数额进行定罪量刑。（注：《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现已变更为欺诈发行证券罪） 2.兴证期货大连营业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案（第1388号）裁判要旨：单位犯罪的认定，应结合单位的行为与意志加以认定，包括具体行为人的涉案行为是否服从单位意志，涉案行为是否将为单位获取利益，如获得利益是否最终由单位享有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容易产生混淆，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区分：首先是主体不同，如果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是有关人员按领导指令，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则应视情形以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论处；反之，如果该行为是金融机构中有关工作人员个人的行为，则应视情形以挪用资金罪或者挪用公款罪论处。其次，挪用资金、公款等行为指向的资金为公司或者国家所有，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行为其指向的资金为客户所有，因此，以金融机构名义签订委托合同后，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背信运用受托财产，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金融机构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潘安信用卡诈骗案（第1389号）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内已输入好密码的信用卡取款，属于使用欺骗方法，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提取现金，该行为侵害了双重客体，即他人财产所有权和信用卡管理秩序，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4.刘德铭故意杀人案（第1390号）裁判要旨：对于“四无”案件，由于指控证据体系较为薄弱，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以被告人供述为主线，重视口供但不轻信，深入挖掘细节证据，并根据生活常理与经验法则逐一排除合理怀疑，强化证据裁判。同时，可以通过对被告人多份供述纵向比对，口供与其他证据横向比较、在案证据综合判断等，逐步夯实事实认定根基，在“四无”案件中建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主要依托的内心确信形成模式，最终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唯一结论。5.李放故意伤害案（第1391号）裁判要旨：侦查机关可以依职权就医疗过错问题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人民法院审查鉴定意见，既要注重实体审查，又要注重程序审查，医疗过错鉴定的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过程虽无被害方参与，但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被害方当庭也无异议的，对该鉴定意见可予采信。 6.朱纪国盗窃案（第1392号）裁判要旨：对于“零口供”案件，应在审查在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着重审查发破案经过是否客观、自然；客观性证据的指向是否明确、单一；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无罪辩解是否合理。运用间接证据构建证据体系时，应当着重审查间接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是否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或者疑问。在相关间接证据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之后，人民法院要以事实推定为媒介并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将在案间接证据串联起来回溯再现案件事实，得出唯一肯定的结论。 7.陈华增、梁锦仔、林冬明盗窃案（第1393号）裁判要旨：加载金融功能的医保卡是由社保部门发行，医保账户和金融账户互相独立，故不能简单将社保卡等同于信用卡。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个人所有，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属于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应当构成盗窃罪。 8.曾齐长挪用资金案（第1394号）裁判要旨：在挪用资金罪中，由于“数额较大”分别处于两个量刑档次当中，按照同一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并与《贪污贿赂解释》本意相违背。因此，即使“数额较大”出现在同一罪名同一条款当中，也应当作不同解释。其中，挪用资金罪第一个量刑档中的“数额较大”，应以10万元为标准，第二个量刑档“数额较大不退还”中的“数额较大”，则应以200万元为标准。 9.梁锦辉寻衅滋事案（第1395号）裁判要旨：被告人针对正在违法强拆其合法财产的人员，持刀进行驱离，并造成一人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10.杨建荣、颜爱英、姜雪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第1396号）裁判要旨：为逃避执行，在民事判决确定前转移、隐匿财产，且该等行为延续至民事裁判生效后，属于执行阶段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论处。 11.刘纯军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第1397号）裁判要旨：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一物种作出的认定，不具有区分性，故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不属于选择性罪名。立法将珍贵野生动物与濒危野生动物规定在同一罪名中，主要目的是严密法网，并昭示国家对野生动物给予重点保护的范围和鲜明态度。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体应当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关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首先，从刑法立场方面，应当坚持以“知法推定”为主、例外情况为辅，防止行为人任意以不知法为由推脱罪责。其次，在认识范围方面，应当宜宽不宜严，一般不要求行为人对违法性认识达到明确、具体的程度，只要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实施行为不合法，即应认定其具有违法性认识。最后，在证明责任方面，违法性认识错误属于辩护性理由，应当由被告人举证证明其欠缺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且其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 12.赵石山、王海杰、杨建波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第1398号）裁判要旨：村民委员会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但在具体个案中，并非只要以村委会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均构成单位犯罪，对此应当作实质意义上的判断，即：单位犯罪应当体现单位意志，以村委会名义实施，且违法所得归全体村民或村集体所有；否则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分别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法令行为是法律本人所允许乃至鼓励的、形成法秩序的一部分行为，因此具有违法的阻却性。但是法令行为的实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够阻却犯罪。 13.赵强受贿案（第1399号）裁判要旨：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贿赂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14.杨玉成受贿案（第1400号）裁判要旨：价格认定机构不具有书画真伪鉴定的资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书画鉴定可以参照文物犯罪刑事案件的鉴定流程；鉴定人未签字的书画鉴定意见不应采信。 15.林财私分国有资产案（第1401号）裁判要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匿公司财产，转为其个人和部分职工持股的改制后公司所有的行为，应根据改制后公司的股权情况进行区分定性。行政划拨的出租车营运牌照等无形资产亦属于国有资产范围。 16.曾德明枉法仲裁案（第1402号）裁判要旨：劳动争议仲裁员属于枉法仲裁罪的主体，劳动仲裁中的枉法调解行为应纳入枉法仲裁罪规制范围。实践中，判断枉法仲裁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以枉法仲裁罪构成要件为基础，参照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中的“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综合考虑枉法仲裁行为的主观恶性（包括动机和目的）、手段、后果等要素进行认定。

最高法发布30批178号指导性案例（157-178号）要旨汇总 指导案例157号：左尚明舍家居用品（上海）有限公司诉北京中融恒盛木业有限公司、南京梦阳家具销售中心侵害著作权纠纷案裁判要点：对于具有独创性、艺术性、实用性、可复制性，且艺术性与实用性能够分离的实用艺术品，可以认定为实用艺术作品，并作为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必须具有艺术性，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实用艺术作品的艺术性而非实用性。指导案例158号：深圳市卫邦科技有限公司诉李坚毅、深圳市远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裁判要点：判断是否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与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时，应注重维护原单位、离职员工以及离职员工新任职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作出认定：一是离职员工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具体内容；二是涉案专利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的相互关系；三是原单位是否开展了与涉案专利有关的技术研发活动，或者有关的技术是否具有其他合法来源；四是涉案专利（申请）的权利人、发明人能否对专利技术的研发过程或者来源作出合理解释。指导案例159号：深圳敦骏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裁判要点：1.如果被诉侵权行为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将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固化在被诉侵权产品中，该行为或者行为结果对专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被全面覆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终端用户在正常使用该被诉侵权产品时就能自然再现该专利方法过程，则应认定被诉侵权行为人实施了该专利方法，侵害了专利权人的权利。2.专利权人主张以侵权获利计算损害赔偿数额且对侵权规模事实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被诉侵权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规模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导致用于计算侵权获利的基础事实无法确定的，对被诉侵权人提出的应考虑涉案专利对其侵权获利的贡献度的抗辩，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支持。指导案例160号：蔡新光诉广州市润平商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裁判要点：1.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是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是品种权人行使排他独占权的基础。授权品种的保护范围不限于申请品种权时所采取的特定方式获得的繁殖材料,即使不同于植物新品种权授权阶段育种者所普遍使用的繁殖材料，其他植物材料可用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亦应当纳入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2.植物材料被认定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必须同时满足以下要件：属于活体，具有繁殖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植物材料仅可以用作收获材料而不能用作繁殖材料的，不属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范围。指导案例161号：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诉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裁判要点：人民法院认定广告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应结合相关广告语的内容是否有歧义，是否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解以及行为人是否有虚假宣传的过错等因素判断。一方当事人基于双方曾经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关系以及自身为提升相关商标商誉所做出的贡献等因素，发布涉案广告语，告知消费者基本事实，符合客观情况，不存在易使相关公众误解的可能，也不存在不正当地占用相关商标的知名度和良好商誉的过错，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行为。指导案例162号：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三人重庆市江津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行政纠纷案裁判要点：当事人双方同时签订了销售合同和定制产品销售合同，虽然存在经销关系，但诉争商标图样、产品设计等均由代理人一方提出，且定制产品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被代理人未经代理人授权不得使用定制产品的产品概念、广告用语等，在被代理人没有在先使用行为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诉争商标为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的“被代理人的商标”。指导案例163号：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裁判要点：1.当事人申请对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合并破产的必要性、正当性进行审查。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应当以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在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出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依申请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2.采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的，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由各成员的债权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清偿顺位公平受偿。合并重整后，各关联企业原则上应当合并为一个企业，但债权人会议表决各关联企业继续存续，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确有需要的，可以准许。3.合并重整中，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应当综合考虑进入合并的关联企业的资产及经营优势、合并后债权人的清偿比例、出资人权益调整等因素，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同时，可以灵活设计“现金+债转股”等清偿方案、通过“预表决”方式事先征求债权人意见并以此为基础完善重整方案，推动重整的顺利进行。指导案例164号：江苏苏醇酒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裁判要点：在破产重整过程中，破产企业面临生产许可证等核心优质资产灭失、机器设备闲置贬损等风险，投资人亦希望通过试生产全面了解企业经营实力的，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投资人先行投入部分资金进行试生产。破产企业核心资产的存续直接影响到破产重整目的实现，管理人的申请有利于恢复破产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该试生产申请符合破产保护理念，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准许。同时，投资人试生产在获得准许后，应接受人民法院、管理人及债权人的监督，以公平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指导案例165号：重庆金江印染有限公司、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申请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案裁判要点：1.人民法院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应当尊重关联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对各企业法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审查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原则。当关联企业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破产管理人可以申请对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2.人民法院收到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后，应当及时组织申请人、被申请人、债权人代表等利害关系人进行听证，并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的混同程度及其持续时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债权人整体清偿利益、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依法作出裁定。指导案例166号：北京隆昌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诉北京城建重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当事人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解除财产保全措施及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依约申请人民法院解除了保全措施后，另一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和解协议，并在和解协议违约金诉讼中请求减少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指导案例167号：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诉山东百富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代位权诉讼执行中，因相对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被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债权人就未实际获得清偿的债权另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指导案例168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诉陈志华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以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人未依抵押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的，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效力。债权人依据抵押合同主张抵押人在抵押物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抵押权人对未能办理抵押登记有过错的，相应减轻抵押人的赔偿责任。指导案例169号：徐欣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西支行银行卡纠纷案裁判要点：持卡人提供证据证明他人盗用持卡人名义进行网络交易，请求发卡行承担被盗刷账户资金减少的损失赔偿责任，发卡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违反信息妥善保管义务，仅以持卡人身份识别信息和交易验证信息相符为由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指导案例170号：饶国礼诉某物资供应站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违反行政规章一般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违反行政规章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经鉴定机构鉴定存在严重结构隐患，或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应当尽快拆除的危房出租用于经营酒店，危及不特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应当依法认定租赁合同无效，按照合同双方的过错大小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指导案例171号：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裁判要点：执行法院依其他债权人的申请，对发包人的建设工程强制执行，承包人向执行法院主张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未超过除斥期间的，视为承包人依法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发包人以承包人起诉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超过除斥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指导案例172号：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1.人民法院确定被告人森林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时，可以参考专家意见及林业规划设计单位、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等出具的专业意见，明确履行修复义务的树种、树龄、地点、数量、存活率及完成时间等具体要求。2.被告人自愿交纳保证金作为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担保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情形作为从轻量刑情节。指导案例173号：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指导案例174号：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指导案例175号：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当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指导案例176号：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15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对于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认定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损失时，应当根据水环境质量、河床结构、水源涵养、水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合理认定。指导案例177号：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诉三沙市渔政支队行政处罚案裁判要点：我国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对于列入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的所有种，无论活体、死体，还是相关制品，均应依法给予保护。行为人非法运输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中的珊瑚、砗磲，行政机关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指导案例178号：北海市乃志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诉北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行政处罚案裁判要点：1.行为人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在海岸线向海一侧以平整场地及围堰护岸等方式，实施筑堤围割海域，将海域填成土地并形成有效岸线，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可以认定为构成非法围海、填海。2.同一海域内，行为人在无共同违法意思联络的情形下，先后各自以其独立的行为进行围海、填海，并造成不同损害后果的，不属于共同违法的情形。行政机关认定各行为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独立的行政违法行为，并对各行为人进行相互独立的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同一海域内先后存在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非法围海、填海行为，行为人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在后的违法行为不因在先的违法行为适用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有关规定。